为云南的史志事业奋斗终生的方国瑜(2)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以“不淹没前人，胜过前人”的自勉雄心，好学刻苦，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治学广泛，于文字、目录、金石、史地、方志之学皆有深研。尤对方志研究和编纂贡献甚大。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云南民族史、纳西像形文字、卓有成就地奋斗了一生。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方国瑜于1938年以后，就坚持参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早在1931年就设馆开修，至1949年12月才出版，历时十八年，是民国通志中成书最晚的一部。方教授担任纂修是志的建置沿革、金石文字、宗教、族姓诸部分。，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门。因志稿出于众人之手，难免有体例不一，内容芜杂之弊。1943年设“审订委员会”，方教授也在内，对志稿进行全面审订。对方志理论多有独到见解，关于方志功用，他认为方志之作，“搜罗必广，记载必周，庶彰往察来，有裨实用。”又强调方志应适应时代需要，内容体例皆随之变化，如称民国以前旧志诰谕、皇言，已失时效，天文、星野之类，实难征信，以及“旧志标目间有纷揉，适于新旧制度详加审定，另列体例，使与现制相符”。还论及志书应祟实，对流连风景之词，虚妄不实之语，一皆删除，力主方志内容、体例、体材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如称是志首列大事记，使人“一览了然”；又认为旧志天文仅载星野，“有识之士多讥其谬”，是志则改为“天文考”及“气象考”，以科学之理，说明天文气象，并指出旧志物产原列入“食货”，分晰未精，是志特设“物产”一门，按科学分类，详加说明；还主张应专设一门载述外交事务的类目。是志凡例论述颇详，涉及修志各个方面，很有参考价值。如主张摒弃星野祥异之说，改用科学方法，设立天文、地理、气象等门类，又提出“多用科学图、表、照片”，以便“综核而省繁芜”，并可“启蒙今之思，而为考古之助”。这些见解，对今日修志，也颇有启迪。是志录有编纂、校印始末及序、跋、凡例等，编纂始末尤详。整部志书之体例与内容较明清时撰的云南方志充实完备，后人评其在云南地方志书中，是“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书”。方国瑜按要求，认真完成了疆域、宗教、金石、民族诸考的编纂任务，不仅内容详备，资料充实，而且颇具地方特色；在记载云南最早采用近代机器生产的官办企业机器局、印刷局、邮政、电报局等创建及生产一情况方面，均有较多的记载。是志定稿为二百六十六卷，分为大事记、图、表、考、传五个部分，志稿质量有明显提高，就总体而言，其体例或内容都比明、清各部云南省志进步，特别是它吸收了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如天文、气象知识，使《通志》更具时代特色。但是各部分的质量仍不平衡。识者评论，以《方言考》、《艺文考》和《金石考》较优。其《金石考》即出自方先生之手。该篇撰于40年代，自汉至元录文并收前人题跋，分著录，待访、待考．存疑，凡十五卷，明清碑目凡五卷（见《通志》卷八十一至一百）。其所收资料充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修志过程中，方国瑜坚持做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力求做到详尽地占有资料，曾将这次修志时搜集到的抗日战争滇西战役资料，编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编》（未刊）。给今天云南省的修志工作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1942年又协助印泉先生编辑《永昌府文征》，作题跋数十篇。1945年，他又参修由《通志》馆主持编写的《续云南通志长编》、《续云南备征志》，为后人搜录了研究云南地方历史大量珍贵的资料。

　　抗战期间，西南成为大后方，许多学者云集昆明，“指点江山，尚论边政”。于云南大学主持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筹资出版《西南研究》丛书，在当时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节衣缩食，奔波操劳，编辑出版了十一种专著，如《沥史》（李佛一编译）、《大理古文化史》（徐嘉瑞著）等，为发掘和保存西南地方文献，传播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尽心竭力，功不可没。

　　方国瑜治学持有实事求是精神。尽管他以“不淹没前人，胜过前人”来自勉，却没有好高鹜远、华而不实的习气。他一生就是读书、教书、著书，总离不开一个书字。抗旦战争期间，方国瑜家住昆明郊区普坪村，敌机空袭频繁、物价飞涨，但他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扎扎实实地做资料工作，反复修改文稿。西南自西汉设郡县以来，政区常有变化。唐、宋两代，在云南曾先后建立“南诏”、“大理”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原分庭颉颃，其势力扩展到了四川。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兄弟民族也比较多。但文献不足征，前人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方国瑜有鉴于此，便下决心要深入研究。首先从搜集资料入手，他便从事云南书名、地名、人名、年代与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的工作。根据艘集到的资料写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书，共10卷、百余万言，按时代顺序，分门别类地对几千种有关专书、专篇、专条的作者、著作、年代、资料来源及其价值，一一加以详细考说，将云南史料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这不仅有助于为史志工作者提供利用，并为其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以此书为索GI引，经过数十个寒暑收集、积累和整理大量历史资料，四易其稿，撰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全书分6篇、共百余万言。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地考释了自西汉至明清的西南地名，充实了这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把西南历史地理有机地放在全国范围之内加以研究，论证了西南在历史上与中国版图的不可分割性。再接再励，方国瑜晚年继续致力于《云南史料丛刊》的纂辑，在质量上努力做到搜集资料完备，校录原文确实，曾陆续刊行56辑、共有600余万字。更令人钦佩的是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仍怀惊人的雄心，曾于1977年，制定出一个8年规划（1978-1985)，除上述工作外，尚有云南历史资料编年与编写云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专史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