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2)
辛亥革命网 2010-09-14 00: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佚名 查看：
在种种外来压力和内心矛盾之下，严复终于在1912年10月7日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正如他自己所说：“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
学生风潮与抵制合并
民国初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
严复辞职后，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北大曾发生挽留严复与反章的学生风潮。章士钊推辞，“迟不赴任”，故又任命马良（马相伯）为代理校长。马良因向比国银行贷款，以学校地产为抵押被学生指责为“盗卖校产”而辞职。民初北大最大一次学潮是1913年初何时任校长后，宣布预科毕业生必须经过入学考试才能进入本科，引起预科学生抗议并找校长辩论。由于校方对学生失于疏导，强行贯彻，学生又到教育部和国会请愿，最后校方开除了8名学生，并暂时解散预科才把这次学潮压制下去。学潮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学生思想解放，追求民主、平等，维护自身权益的倾向，还有校方处理不当，失于疏导以及社会上政党派系之争和新闻舆论的影响。
1913年暑假，北京大学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大规模招生，预定于9月25日开学。不料9月23日突然接到教育部函，命暂缓开学并约校长次日到部面谈。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竟以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为理由，拟将北京大学暂行停办，北大再次面临生死关头。这也与袁世凯政府加强专制统治与教育部企图紧缩经费有关。校长何时9月27日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坚决反对停办，他指出：“国家设立大学，实振兴教育之总键，陶冶人材之巨炉。”如果为节省经费而停办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致使莘莘学子依赖外人”，不但有失国体，而且使教育实权旁落，足以“贻笑友邦”，“觖失民望”。在何校长和北大师生强烈反对下，汪大燮只好表示“并无撤废之心”，但又提出将北京大学合并到天津北洋大学，仍是变相取消北大，故又遭到北大师生、校友以及国会议员、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下，教育部不得不暂停裁撤北大的行动。北京大学本科于1913年10月13日开学，但何时校长却被迫于11月5日辞职。1914年1月8日，大总统任命工科学长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和新思想的萌芽
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旧腐败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和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大和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办学宗旨是从京师大学堂的“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奏定章程）向“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民需要”（民国《大学令》）转变，猛烈冲击了忠君、尊孔、读书做官的封建传统。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上，北大废除了经科，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史地文学“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也打破了独尊儒学的封建思想桎梏。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尤其在1913年至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于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不仅改变了桐城古文派旧学者主宰北大文科的状况，而且带来了新思想的萌芽和新的治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
1915年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帝制企图，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授予北大一批教授嘉禾章，其子袁克定又派人劝说胡校长“率大学诸教授劝进”，均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马叙伦教授为强烈抗议袁世凯上演洪宪复辟丑剧，毅然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并愤然离京，被当时报纸称为“挂冠教授”.日后，又正是马叙伦、沈尹默等浙江籍教授大力建议聘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终于开创了北大历史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