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经验 助中国企业重迎“春天”

张维迎

柳传志

　　3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它的起步、展开到发展，成为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缩影，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与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就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问：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而国有企业改革则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的，其中的关键点有哪些？中国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是怎样的？

　　张维迎：过去30年的改革最重要有两方面：一是价格改革，也就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另一个是企业制度改革，即企业的非国有化，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企业制度改革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1993年之前），在此期间，我们一直是在保持国有的前提下谈国有企业改革，是假定国有企业能搞好。但15年的经验证明，在国有企业的框架内，想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政企分开解决不了，自负盈亏不可能实现。因此，后15年的企业改革便完全转向，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而是采取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真正触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

　　柳传志：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3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制法规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并没有转好。当时，企业可谓鱼龙混杂。一部分企业利用法规漏洞淘到了第一桶金，后来，随着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步入正轨后，这类企业都逐渐被淘汰了。还有一部分企业，在那种情况下艰难前行，联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联想作为高科技制造企业，当时需要大量的外汇和进口额度来购买进口元器件，但因为我们是计划外企业，只得高价去买外汇和进口批文等等，本身既有商业风险，又有政策风险，应该讲是非常艰难。但企业在那个阶段努力学习，了解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管理。我们利用自身比较灵活的优势，和资源很丰厚但手脚被捆住的国企展开了竞争，同时又和当时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些外企竞争，奠定了较好的管理基础，为后来第二阶段的发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第二阶段是从我国准备进入WTO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在此期间，市场经济逐渐规范，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都在利用各种资源成本比较低的优势，在大幅度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制造业尤为突出，由于它的发展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还一直“打”到了国际上，突出地解决了我国的就业问题。

　　问：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起了哪些作用？

　　张维迎：如果没有前15年私有企业的发展，后15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而私有企业的发展，就是三代企业家的实现。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第二代是政府官员转变成的企业家，第三代是“海归”企业家。我们看中国富人榜的统计，前200名富人榜，第一个10年上榜的人，55.3%是农民出身，再加上港澳同胞和农民偷渡到港澳的，70%多都是农民。第二个10年首富榜里72%都是半官半读出身，或者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出身。第三个10年，人数不多，9个人，但是有5个人是“海归”,也就是三代企业家。没有第一个10年的这些企业家，非国有企业很难发展。没有第二个10年的这些官员转变的企业家，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也是不可能的。

　　问：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企业如何才能“过冬”?

　　柳传志：“过冬”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共同努力。建议政府把拉动内需放在突出位置。市场很大的潜力还没有被释放出来，因为人们没有花钱的经济基础。政府可以考虑大幅减税，不仅仅是个人所得税，也包括企业税。可以在减税时附加条件，比如减免的税款要用在员工身上。另一个方面，政府应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投入，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还可以学习香港、台湾的经验，直接发放购物券。我们希望政府在投入4万亿或更多钱的时候，能充分考虑到长期回报，不能仅限于当时把市场带动起来。

　　就企业而说，简单说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企业要认真调整自己的战略。调整的方法是针对最坏的情况和最大可能出现的情况与最好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最坏的情况是保证现金流不能断，企业本身不能破产。第二，企业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练内功。以制造业为例，从采购、研发到整个供应链的销售、服务，在这个时期，应该反复研究每个环节是怎么做的。联想在1994年跟国外企业竞争时，实际是对供应链反复进行了研究，然后大大降低成本，用这个战术战胜了国际企业。此外，企业还应从基础管理角度学会怎么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怎么执行。要反复研究自己企业的经验教训和别的企业摔跟头的教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等到春天一到，我们可以大面积地收复失地，把企业做得更好。

　　问：未来30年，中国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

　　张维迎：未来30年主要是搞政治体制改革，要分两段走。第一个15年，应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政府与百姓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第二个15年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这样再过30年，中国改革开放60年的时候，不仅是经济改革基本完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基本完成。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好了，前面的改革成就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下来，包括产权制度的保护，否则我们只能面临一些改革走回头路。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市场报》 （2008-12-15 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