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 新马华侨的爱国义举

　　七七事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以此为起点，中国人民也开始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投身其中，牺牲奉献的还有无数身处海外但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的海外华侨。

　　通过华文报纸了解祖国情况

　　七七事变爆发后，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地处南洋、英国殖民之下的马来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成为当地华侨获取祖国前方战事消息的主要途径。1937年7月9日，《槟城新报》、《南洋商报》、《总汇新报》等新马最重要的华文报都在首版以大字标题的方式刊登了七七事变的消息，称7日晚日军无端向中国军队扫射，激起中国之抗战，我军“全体将士，倶已一致决心作战到底，誓与卢沟桥共存亡，日方如再进攻，我军唯有作战到底，绝不退让。”《总汇新报》还配发评论员文章，认为日本一向处心积虑，将华北视为其囊中之物，此次挑起事端，是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因此中国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开展全国总动员，实施坚决的抗战。7月16日，《槟城新报》也刊登社论，称与日本强盗讲公理谋和平，不啻与虎谋皮，号召华侨与全体中国民众站起来，“用血和力与强盗做亡命之决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二十世纪30年代的马来亚，中国移民人数超过百万，华文报纸在华侨社会中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新马华人移民虽然侨居蕉风椰雨的南洋，但仍时刻关心祖国的情形，因此当时新马地区的华文报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祖国新闻、南洋新闻和本地新闻。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每天几乎所有华文报的“祖国新闻”部分都被战事消息所占据，这些消息有些来自各报驻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记者，有些来自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些来自南京政府的通电。而当地华侨对于抗战的消息也极为关心，许多读者不辞辛苦等候在报馆之外，只为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许多报纸的销量在这段时间也增加了数倍。由此可见新马华侨对于祖国前途和抗战局势的关心。

　　在经济上支持祖国抗战事业

　　日军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所及之处，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南洋华侨虽然侨居海外，不能亲身回国保卫国土，但仍在经济和文化工作上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七七事变后一周，7月14日，吉隆坡的雪兰莪大会堂、中华总商会、广肇会馆、福建会馆、惠州会馆等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表明华侨要作政府之后盾，热爱祖国，拥护抗日救国的主张，一方面在文化上，华侨要帮助政府做抗战的宣传和声援；另一方面则在经济上，对于祖国的伤兵难民，华侨要节衣缩食，捐资救济。7月18日，吉隆坡华侨团体开展筹赈游艺会，免费义演，他们演奏广东音乐，表演粤剧，并邀请精武体育会做国术表演，一天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五千余元的善款。游艺会上处处体现出中国的特色，除了有国术、舞狮等中国特色的表演外，与会者还和表演者一起合唱《我们的祖国》，以表现华侨的爱国之情。同一时间，马来亚北部霹雳州的华侨也开展了募捐活动。短短数日之间，酒商公会捐出五千元，福建会馆捐出一万元，汇给中央侨务委员会代为赈灾。7月21日，福建会馆还召开紧急会议，在会馆内设立筹赈会，下设宣传、讲演、出版等股，以多种方式筹措捐款，每周六下午还定时召开会议，讨论募捐事宜，将募款赈灾常态化。

　　新加坡位于马来亚半岛的最南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是英殖民当局首府所在地，因此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二十世纪30年代新加坡中国移民的数量约占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华社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财力，相较于其他地区，都更为雄厚。七七事变以后，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也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赈灾募捐活动。

　　新加坡地区的募捐主要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导。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是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最大的商会联合会及领导组织。七七事变后华北形势日趋恶化，7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华北当局的问题，决议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表示坚决对日抗战。而吉隆坡的华侨个人及百余团体，也联合致电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请求该会尽快召开侨众大会，开展募捐工作，以救济华北受难的同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7月15日起发起募捐活动，一时之间，“慷慨输财者风起云涌”，参加者既有福建会馆、客属总会、潮州八邑会馆等地缘组织，也有国货商行、五金公会、中医中药联合会等行业公会，还有各中小学校和教育机构，几乎包含了新加坡所有的商业和社会团体，至23日，共有118个团体响应号召加入，这些团体后来成为新加坡筹赈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新加坡七七事变的赈济募捐中，最核心的人物当属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出生厦门集美，1891年即来新加坡谋生，由于个人勤奋守信，富有投资眼光，短短十年左右时间就改变家业败落，重新创业成功，成为首屈一指的富商。辛亥革命期间，陈先生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支持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陈嘉庚仗义疏财，在新加坡资助、创办华文学校，在国内筹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当时虽然因为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的事业相继停摆，但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1937年他正值担任福建会馆的主席，因此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社的赈灾中，陈嘉庚是当之无愧的主心骨。在当时发起组织的新加坡筹赈会中，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在他的号召下，仅陈六使先生领导的新加坡树胶公会就捐出了129万，而为七七事变的灾民，筹赈会募集的金额总数就超过了一千万。1938年陈嘉庚先生还组织成立了南侨总会，在南洋各地奔走，募集资金，并组织南侨技工回国服务，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侨社大额的捐款赈济之外，新马地区许多的华文学校和工厂商号也纷纷开展自发的募捐活动。槟城的钟灵中学是北马地区最好的华文中学，七七事变后，他们就发电报慰劳坚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并决定从七月开始，全校师生每月捐献三百元，以救济战区的难民。有报纸称赞他们是槟城教育界的爱国第一声。槟城当地南益胶场的全体职工听到事变消息后，也群情悲愤，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发组织捐款救济国内难民。橡胶业是二战前马来亚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但割胶工的工作相当辛苦，一个成年劳动力工作一天的工资也只有一两角而已，但南益胶场全体职工，无论男女老幼，在国难当头之际纷纷慷慨解囊，最终捐款六百余元。有报纸还报道，在一次的募捐活动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两位13岁的小学生，他们上学途中经过募捐会场，为与会者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捐了出来，这些钱原本是他们要交给学校的伙食费。七七事变后，这样自发捐款的例子在当地报纸上比比皆是，虽然发起者往往势单力薄，捐款数额也相当有限，但这每一分每一角的捐款背后都是海外华人一片炽热的赤子之心。

　　回国参军保卫家园

　　除了捐款捐物之外，新马华侨中也有青年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之下，回国参军，保卫家园。1937年8月2日的《槟城新报》就报道了一位新加坡飞行员黄长江的故事。黄长江祖籍广东，家境殷实，幼年即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后回国进入航空学校接受飞行员训练，毕业后即加入中央空军服务。七七事变后，中日大战一触即发，黄长江知道参加战争九死一生，于是先请假回新加坡拜望父母，料理后事，等事情料理完即回国参战。黄长江说：“值此民族生死关头，国家千钧一发之际，生为国民，苟不及时奋起，执干戈以卫社稷，将无以自白于天下也。”据他说，在当时的空军中还有来自槟城的华侨，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归国抗战，现在了解比较多的还是南侨机工，但黄长江的例子提醒我们，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阶段，就有华侨青年参与到抗战之中，南洋华侨对于祖国抗战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

　　七七事变到今年已经是第77个年头了，回望这段历史，我们除了要缅怀无数先烈可歌可泣、浴血奋战的事迹外，也要牢记那些身处国门之外，默默关心、支持、奉献于祖国抗战事业的海外华侨。陈嘉庚先生去世时，廖承志先生致悼词，颂扬他“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为华侨社会做了不少好事，有卓越的贡献。”我想，用这句话来概括新马华侨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也是恰如其分。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