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报》与武昌起义(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黄昆仑 查看：
1909年4月5日，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刺杀清将孚琦，温亦英勇就义。此事虽己过两年，但《大江报》仍对此事进行连续报道，并发表温生才的文章，歌颂他的“叛逆”行动。《大江报》还通过调查采访，无情揭露清朝地方官员勾结帝国主义的行径。湖北藩司余诚格曾命“度支公所”以高息从“洋人处”秘密借得五十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得借款合同的副本，全文在报上披露。令余诚格狼狈不堪。
《大江报》每天都有社评对社会时政进行评议。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无故打死车夫吴‘狗的事件，引起公愤。次日，汉口人力车工人千余，在汉口英租界巡捕房门前向英方提出抗议，英军竞对抗议群众开枪，当场伤亡数十人。清政府为虎作伥，竞也出动新军对抗议群众进行镇压，贴出告示云：“有不散者，格杀勿论。”并通电全国各地报刊均不得报道评论此事。《大江报》毫不犹豫地竭’在武汉人民一方，以头号字标题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这个消息，并配发了《洋大人为何在汉口打死吴‘狗》的评论，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同时也无情的揭露清政府的无耻奴才行径。后清政府在英方压力之下，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企图为行凶者开脱，并威胁《大江报》“勿言车夫有丝毫伤痕”。《大江报》毫不畏惧，仍然如实报道，并且将清朝司法机关对报社进行威胁的经过公之于众。这‘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大江报》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革命风暴山雨欲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苟延残喘，即将走向灭亡的时期，当局已不能对言论加以严厉的控制，社会上有+定的言论白由度，因此《大江报》能得以发挥它的宣传鼓动作用。
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大江报》作为以新军为基础的文学社的机关报，在新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卓有成效。
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革命时，摒弃发动上层官吏的作法，把重点放在基层官兵身上，《大江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就是这些人。它站在新军下级官兵的立场上，反呋他们的疾苦和困难。刊载了大量反映军中官吏虐待士兵、贪污腐化的报道。如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款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等。这些都是广大下级官兵所渴望听到的声音，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士兵们因此把《大江报》当作自己人。有什么问题都向报社反映商量。“每日到报社的士兵同志，户限为穿。”而《大江报》也是“关于军中各种事实，‘经投稿必即登载。”故《大江报》“益得军士欢，而军人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正是这种密切的互动，《大江报》与新军读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报社经济发生困难时，官兵纷纷为之捐款。《大江报》尤其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为报纸写稿。文学社曾有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议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大江报>在湖北新军各个基层单位都设有分销处，并对各营队免费送报‘份。新军官兵也多踊跃集资订阅。后“大江报案”发生后，许多新军官兵在被封的报社门口张贴了他们所写的慰问纸条和哭吊短文。
《大江报》与新军的关系如此密切，其实报社的‘些工作人员就是新军出身，如何海鸣等。《大江报》还在新军普通士兵中培养了‘批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等，建立了自己的报道通讯网，在《大江报》的影响下，许多新军官兵都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愿意与它“共图革命”。在它的鼓动下，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5000多名士兵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加入了各种革命团体，他们后来都成了武昌起义的参与者。 《大江报》曾有两篇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著名时评。一篇是署名“海”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另‘篇是署名“奇谈”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亡中国者和平也>的作者是何海鸣，这篇文章发表于1911年2月17日，作者激愤地痛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批驳改良派、立宪派分子企图利用请愿等“和平”方式来抵制革命的反动主张。认定“和平”是“亡中国”之道，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于何文发表后9天刊出的。这篇影响巨大的短文直接引发了“大江报案”。文章作者是‘代国学大师黄侃。当时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为其设宴接风。席间詹请黄为《大江报》写‘篇时评，黄乘醉‘挥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