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变迁：奇装异服名正言顺 结婚不必领导签字

　　奇装异服名正言顺

　　【关键词】西服 喇叭裤 鸡窝头

　　改革开放之前，衣服在几亿中国人的衣柜里，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有西方人甚至用带有嘲讽的口气将穿着不分男女老少的中国人形容为灰“蚂蚁”。

　　1983年的报纸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河南的青年陈翔曾给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写信，讲述因穿西装而引来的非议。他说，几年前，在一个小县城工作的他，做了一件西服，刚穿了一次，领导就说他“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只好收了起来，近来（1983年前后）他从电视上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出访时都穿西装系领带，他又大着胆子穿上了西装。这次，领导不说什么，却冷嘲热讽地说他“尽搞标新立异！”为此，小陈很苦闷，他说：“我穿西装有什么错误吗？”

　　穿西服确实没什么错。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而当时，很多男人要在工作服里戴上一个雪白的假领子以显示体面。

　　思想的禁锢不是一两天可以打破的，开放和自由的生活观念也不是一两天能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如果穿牛仔裤，带蛤蟆镜，手里拎着一个录音机，那就是个标准的小流氓。

　　但实际上，那时国门敞开、观念变更，中国人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在自我怀疑的目光中，已经逐渐认同穿着打扮是没有阶级性的，服装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除了西服，在20世纪80年代，服装的流行浪潮更是令人回味和难忘。蝙蝠衫、健美裤、夸张的塑料彩色耳环，再烫一个“鸡窝头”或者“爆炸头”，是时髦青年必备的行头。

　　回望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领风骚的还有喇叭裤。这种上细下宽、把臀部绷得圆滚滚的、拉链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的裤子初现在中国南方时，被绝大部分国人视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恶物”。“25年前你如果穿着它去上班，厂门口会有一把剪刀在等着你！”50岁的老吴回忆。当时的流行歌曲《艳粉街》唱得一点不夸张：“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游街……”尽管如此，却似乎没什么可以阻止喇叭裤在中国的冒险。

　　从80年代跨进90年代，服装的流行开始追求“个性化”，“一窝蜂”似的流行某种服饰的风气再也不像80年代，人们穿衣逐渐开放起来。很多青年人，在穿着上开始标新立异，以穿别人不敢穿的衣服为荣，讲究名牌、名厂、名店的产品。

　　而随着时间的节拍，款式万端、色彩斑斓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前卫服装都在街头各领风骚。比如，金黄闪亮的板儿鞋，黑色的裤袜，刚包住屁股的短裙，长毛衣外面还套着吊带衫，时而性感时而清纯，时下的“90后”时尚达人没有“套路”可寻。每当有这样的年轻人从身边走过，很多中年人就不禁感慨：“这些孩子真是不知道怎么穿好了。”黄军装、中山装、西装、T恤衫到如今的吊带衫、混合搭配，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年代的人用穿着演绎着时尚主题，穿着背后也映射着30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桂杰）

　　结婚不必再让领导签字

　　【关键词】《婚姻法》 婚检

　　2000年8月，新浪网一项有关“结婚需要领导签字吗”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兴趣，短短4天，网上的留言超过30页，留言几千条，很多人在网上坦陈对于这一制度的看法。

　　网友Cry说：我在单位里就是负责结婚签字的领导，荒谬之极。有一次出差一个月，害得一对想结婚的同事错过了分房。还有一次为一个调来前已在老家结过婚的同志签了同意，差点被他原配派人打死。拜托了，赶紧取消。

　　还有网友说：“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有领导。请问我找谁签字？”

　　在“结婚需要领导签字吗”的讨论热烈进行的时候，我国正在修改《婚姻法》，而且《婚姻法》的修订是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由于婚姻与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息息相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都能谈出一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单位结婚证明一下子成了当时社会上下瞩目的一个话题。

　　在20世纪90年代，青年男女在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前，要持一个“婚姻状况证明”；在单位开这项证明前，结婚的人要写一个“申请”--向领导申请结婚，由领导签字。

　　这些领导签字在今天看来都可以保留下来放到博物馆里展览，因为领导签字是当时结婚程序上一个最具有喜剧效果的环节。在单位领导签字这一栏上，比较传统的正襟危坐的签“同意”，有人情味的签“恭喜”，还有的干脆就像雍正皇帝的御批：“知道了”。当年，小韩的部门主任在小韩的结婚申请上签下了“同意”二字后，不无解嘲地说：“你们结婚，我同意不同意有何用？”有人也曾询问过一些单位领导对此项“大权”的意见。他们承认，在面对下属的结婚申请时，不知该写什么，也不知自己的签字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字签下去要负什么责任。有领导在，幽默一下就算走完程序了。如果没有领导，这个程序死活就迈不过去，那就真的结不成婚。

　　20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单位人事档案管理及户籍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由单位等开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做法已出现与人们实际生活不相适应的情况。

　　民政部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民政部当时正在进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改，非常重视民意，对各媒体就此事的报道，还有网友的一些观点，他们全看了”。

　　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婚检，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为自愿行为。

　　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的那一天，是应该被记录的历史时刻。那一天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前所未有地热闹，成双成对的新人扎堆儿专等这一天来登记结婚，填一份个人声明、几张表格，短短几分钟就可以领到“结婚证”。新人们脸上洋溢着轻松甜蜜的笑容：结婚完全是自己做主的事，不必再为了领导同意、居委会证明而尴尬奔波了。中国人的情感自由迎来了一次制度性变革。从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改为《婚姻登记条例》，简单名称的变换打下了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深刻烙印。

　　若干年后，网上有关“结婚需要领导签字吗”的讨论早在茫茫的网络中被覆盖，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却让人看到了社会文明以及观念进步的清晰脚印。

　　民工潮成春运代名词

　　【关键词】春运 农民工 火车

　　2009年春运，火车票价将不再上浮，除广州外，北京还将增设农民工团体票预定。在中国人记忆中，中国的民工潮已成为春运的代名词。来自中国中西部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了春运中的“主力军”，在每年的春节前后完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迁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在已有1.2亿打工大军，并且还在以每年500万的速度扩张。

　　1988年，很多四川人对中国大地上第一波农民工潮的记忆痛苦而深刻。正月初三以后，一夜之间成都北站广场上都是密密麻麻拎着编织袋的民工，车站广场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当时，涌动着开发浪潮的广东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对于大批民工潮的涌现，当时的铁路部门措手不及。曾在铁路调度部门工作了23年的曾详光是四川第一波民工潮的见证者之一：“最忙的时候，吃一顿饭，接到14个地方政府的电话，要求铁路大哥支援。当时最热门的线路成都至广东惠州，一天只有一列，出口方向只有宝成线。”铁路部门所有的办法全部想出：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全部投入一线；客车不够，抽调十分紧张的货物列车，改开临时旅客列车。后果始料不及，成都市的石油供应立即短缺，市政府公车限量供油，公共汽车限时开行。

　　一辆棚车面积不足30平方米，却一下塞进300多人。没有座位，没有饮水设施，各个车厢互不相通。“人站着睡觉都不会倒”,一位亲历当年春运的列车员回忆。更多没有挤上车的农民工眼巴巴地望着远去的列车叹气。那年，究竟多少人没挤上车，没人统计得出；但那年春运，有数十名铁路职工累病住进了医院。

　　即使上了车，也不见得能走。于晓宁是成都车辆段的列车检测员，1988年，他执行的是成都到渡口（现攀枝花）的任务。列车从渡口出来，到眉山站，车厢里一下子挤进来200多人，车厢与车厢之间的拉钩变形，减震弹簧被压死了，列车喘着粗气被迫停下。

　　第二波民工潮依旧出现在南方，而且来势更加汹猛。1992年，从正月初五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从铁路、公路、水路朝东南沿海城市涌来。一位铁路职工清楚地记得当时“可怕”的情形：南京火车站老粗的铁栏杆被挤断6根，上海铁路局一天发现9节车厢的弹簧被压死，在芜湖火车站站台上，铁路职工每天要捡上百根被民工遗弃的扁担。根据南京铁路分局当年的统计，在春运40天里，进出南京的人数达到554.25万人。

　　汹涌的民工潮对铁路的冲击引起了高层关注。就在这一年，宝成线复线开始建设，随后成达铁路开工，运能以10倍以上的速度增加，大大缓解了铁路春运的运输能力问题。2003年春运，光沿成渝铁路去广州方向的旅客列车就有10对。在2009年春运方案中，运输能力安排为历年之最。今年比去年增加了150对客车，日均客运能力可达448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

　　有人说“春运”终会成为历史名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流动人口，只是在中国，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就是糊口，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要想解决春运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让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冲破长期制约农民工身份的户口壁垒。

　　大哥大，曾经的身份象征

　　【关键词】大哥大 BP机 网络电话

　　这是一组让人惊讶的数字，当今的中国，作为即时通信行业的老大，QQ的注册用户已经高达7.4亿，活跃用户高达3.3亿，“QQ就像一条栓在网络上的狗，只要挂在网上不论何处都能把你找到。”与此同时，MSN、网络电话也更新了即时通信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已经全面更新。

　　而改革开放初期，打电话却是一件难事。

　　1980年，一位画家曾为电话打不通作了一幅漫画，标题是《愚公新课》，说“打电话再难也不要紧，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当时在一家国有企业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老刘对此印象十分深刻，他说：“当时，家里申请安装电话，一等几年杳无音信，而市内电话串音、错号、断线更是普遍现象，非常影响日常的工作。”

　　实际上老刘不了解，在1980年，根据有关统计表明，当时我国平均每百人拥有不到半部电话机。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平均每百人只有电话3.5部，与世界53个大城市相比，居倒数第二位。其次是长途电话只有两万多部，质量低，通信经常阻塞，造成长途电话等候时间长，消退号多等现象。与此同时，邮电局、所也少，生产场地紧张，运输投递量不足。当时，全国还有34.4%的生产大队不通电话，有25.1%的生产大队不通邮路，33.2%的人民公社没有邮电部门，即便是在一些大、中城市，报刊也不能投递到订户手中。

　　当时的中国，电话主要是作为办公用具存在。当时许多机关只有总机是直拨的，电话号码只有6位数。58岁的孟先生说：“那时根本没有占公家便宜的想法，上班打私人电话什么的，怎么可能？老百姓家里都没电话往哪儿打呀？”如果家里有电话，那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按规定，必须是正局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申请用公款安装电话。

　　现年62岁的赵先生回忆，1984年到北京出差时在北京站邮电局给家里打电话的场景：“营业厅挤满了人，可是北京打往山西的线路只有1条，打了一个半小时也打不通。通话质量很差，打长途电话像吵架，喊破了喉咙，连房间外的人都被吵得受不了。营业厅里里外外，为打电话吵架甚至打架的事常有。话务员耳朵上戴着大耳机，脖子上挂着俗称‘牛角’的话筒，一天下来也很辛苦。”

　　1987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模拟移动电话，人们称它为“大哥大”。当人们第一次听到砖头般的“大哥大”里传出声音时，脸上写满惊讶。“大哥大”因昂贵的售价和使用费，成为身份的标志。相比现在，1993年的手机更像“凶器”，既重又大。尽管如此，在那个年代，“大哥大”仍然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档消费品。1993年，买一台带号“大哥大”的价格是两万余元。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这是20多年前的时髦派头。

　　“一机在手，漫游神州。”1995年1月1日，人们终于让那个砖头般大小的“大哥大”开始了自己的神州之旅，中国开通的无线移动通讯网也成了世界上联网区域最大的网络。当年，全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是150万，这个数字在其后的数年中，以200%的速率迅速膨胀。中国人对移动电话的饥渴需求使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消费市场。2008年1月，中国移动用户总数达5.56亿户。

　　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BP机、电报等都相继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退，信件已成为一种传统且古老的方式。

　　全民社保梦

　　农民赵玉琴拿到了报销的药费，这是她平生头一次。88元，数额不多，却让她欣喜不已。因为她“赚”了，参加新农合才交了20元。“关键是以前生病谁管哩！再说这个数儿不错，吉利。”赵玉琴的感受很直接。

　　今年7月10日，卫生部宣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前两年实现全国覆盖。像赵玉琴一样，8亿多农民有了医疗保障。尽管这保障的水平还比较低，待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可是毕竟“网”已经铺开了。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合作医疗终于获得了新生。

　　对此，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颇感欣慰。79岁的他几乎一辈子和农村卫生打交道。上个世纪80年代，旧有的合作医疗濒于崩溃，张自宽四处奔走呼嚎，终究没能改变合作医疗的命运。以“赤脚医生”闻名的中国模式淡出舞台，农村开始了漫长的看病完全自理时期。

　　“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农民对看病贵形象而无奈的说法。没有社会共济、共担，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现代城市的中产家庭，更何况收入低微的农民兄弟。“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在农村颇为普遍。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博士下乡调查后竟写成了专着《大国卫生之难》。

　　此一境况受到了社会和高层的重视。2002年，中央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特色为财政补助+农民自愿，目标是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历史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事实上，合作医疗的起落几乎是中国社会保障的缩影。先破而后立，是其共有的特征。在城市，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面目全非、趋于瓦解。养老保障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全部在一个单位、由单位全包的愿景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流动的社会保障网络尝试。

　　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将旧有的一套社会保障体系打破进行颠覆式的重大变革，并不多见。其转型的成本和艰难孰难预料，痛苦和折磨也注定无比巨大。只不过新的梦想恍然在前方，更好的未来值得去努力争取。

　　按照预设，2020年，我国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此一目标显示了这个国家的雄心，它放弃了面向少数人的补救式社保取向，把更大的责任置于肩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表示，我国的经济实力为建设一个水平适度的全覆盖社保体系提供了条件。2007年我国GDP超过23万亿，位居世界第四。

　　不过，全民社保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下子以同样的力度温暖所有人。城乡二元的社会决定了其中的差别，统筹级别的低下也影响着人们的感受。另外，钱仍然是短缺的。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个更有安全感的未来是可预期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像赵玉琴这样的农民也能领到养老金或者失业金。那也将是破天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