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60年--60年的坎坷 60年的辉煌
辛亥革命网 2010-08-18 00:00 来源：时事报告 作者：吴建民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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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回头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了不起的。同时，60年的历程也非常坎坷。回顾60年来的中国外交，我想给大家讲三点：第一是60年当中的世界大变化，第二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大调整，第三是我国外交的大发展。
世界大变化
第一， 时代变了。
对时代的判断变了，这是一个大变化。时代太重要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具有这个时代特点的事情，人们的成长也总会有时代的烙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国际问题的文字并不长，但第二句话就讲：“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这句话中用了两个“时代”，可见中国的领导人对时代是非常重视的，对时代认识也是比较深刻的。那我说“时代变了”有什么含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信奉列宁同志1916年提出的一个论断——“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论断对不对？对的。上个世纪爆发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地区战争以及战后很多国家所发生的民族抵抗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这些都说明列宁的话是对的。但是，时代和世界都在变化。中国发现世界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在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
邓小平讲话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听起来都是大实话，很管用。当时我们搞外交的人一听邓小平的这个话，觉得不简单。因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主要问题是战争、革命，现在是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这个变了以后很多东西都跟着变。有一件事情我终身难忘，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政协礼堂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政协礼堂挤得满满的，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全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外交形势非常严峻。三年自然灾害,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1962年，我们跟印度人打了一仗；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调动了大量的兵力屯守在中苏边界。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自然而然地就问到战争问题，陈毅老总激动起来，他说：你们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人、蒋介石从南边来，我头发都等白了，打吧！那年我26岁，听得热血沸腾。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中国人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是小仗，是大仗。这种想法的根源就是对时代的判断，深信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会议公报里，没有讲时代的问题，但是把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对时代的判断。什么判断？战争在可预见的时期是打不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大的判断，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布局，没有这个大的判断，总想着明天就打仗了，你能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吗？不可能。
对时代的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它对时代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大发展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而1989年到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当时热议的话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的同志就说，这行吗？是不是再加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中国如果搞了两个中心不乱套才怪！但他这个讲话也有他的根据。因为1989年之后东欧剧变，1991年12月25日苏联垮台了，按照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在西方世界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关上大门固守阵地，对不对？但邓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结果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开得更大了。1992年后，中国迎来了大发展。中国的大发展与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合而为一。就这样时代变了，我们的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背景。
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待国际形势有了新思路，找到了国际争端新的解决办法。邓小平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连讲三个“新”。这每个新字都有含义，新情况就是时代变了；新问题就是1997年临近了，我们要面临香港澳门回归的问题；新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别小看一国两制，内涵非常深刻。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好在什么地方？第一，考虑到了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第二，考虑了外国人在港澳的利益。在这两者之间他找到了一个结合点，把一个潜在的冲突化解了，实现了共赢的局面。如今香港回归快12年，澳门回归快10年，实现了繁荣稳定，多好！还有，在对南海诸岛主权争议的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是八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历史上为领土主权打仗的事情不计其数，一块地方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怎么办？谁打赢是谁的。历史上几千年都是如此。可是邓小平考虑到中华民族和世界民族的根本利益，他说：我们不要打了，我们换一个办法。这就是一个新思想，很好。当然要贯彻这个思想还有一个过程，港澳回归是全世界都赞扬的事情，但是解决南海诸岛问题还是要经过一段艰巨的谈判。
第二，世界大变化的另一特征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这是前美国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他认为，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变，推动这个重心转移的动力是亚洲在崛起。这个观点很重要。亚洲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但在最近几百年里落后了。比如，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比美国还多一点，可到1978年，我们的GDP仅占全球的1.6％。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在慢慢回升当中。在过去几百年里，世界基本上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但是，现在发生变化了。2007年，美国人有一个提议叫G2共治世界，G2，中美两国集团。中国人对G2的反应很低调，可日本、西欧的反应非常强烈。今年4月下旬，我到东京开会，与会者有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知识界、政界、企业界的一些人士。在会上，日本人发言时对G2的提法意见很大，但一位曾做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美国人讲：我们应当认识一个事实，就是西方统治世界四百年，这个时代正在走向结局，这一点你不承认不行。世界重心转移首先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很有预见性的观点。今天，东方对世界的影响还很有限，但是随着重心转移，我们会看到，东方、亚洲、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上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变化。
第三，经济危机中的世界变化。
目前正在蔓延、持续的这场经济危机将会改变世界，这是我的看法。我比较赞成经济学家熊彼得的理论，就是世界经济本质上有一个发展周期，现在这个周期走向结束。熊彼得把1780年到1990年(熊彼得是1990年去世的）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780年到1848年，这个周期主要是靠工业革命、纺织工业的发展拉动世界经济。接下来，汽车工业、电气工业的发展拉动了世界经济很多年。再接下来就是1950年到现在，航空航天工业、网络等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个周期现在大体上走到尽头了。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期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出经济危机。人们都拿这场危机和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比较，那场大萧条改变了世界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这场危机也会改变世界。谁在这场危机当中应对得好，谁在21世纪国际格局当中就占据有利地位。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场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新的生活方式革命的前夜。推动这场革命有三大动力：第一大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能源的需求。从21世纪初开始，世界上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把它们的人口加在一起是33亿，人类历史上没有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这是第一次。西方国家崛起时，他们只有几亿人，但他们有全世界的资源支撑，如果33亿人的崛起都按照西方国家模式那就不得了了，全世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这是第一个推动新能源革命的动力。第二个动力是气候变化，这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会走向巨大的灾难，怎么办？要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现在全世界处在一个发展新能源的竞赛当中，这是一次能源革命。能源革命必定会带来产业革命，你们比我更清楚，要适应能源变化，生活方式就要变化，这是第三个动力。比如，目前中国城市的道路拥堵状况是很难持续的，现在北京的交通相当拥挤，而且人们花很多时间，消耗了很多能源，造成了空气污染。1994年我到荷兰当大使时，北京才几十万辆车，现在300多万辆车，还在往上涨，北京市要是有1000万辆汽车，空气还能好吗？一定得变，因为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政策大调整
外交政策大调整我讲简单一点，三个方面。
第一，外交目标变了。外交目标从求生存转向求发展。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要求生存？因为新中国是新生事物，很多人不希望我们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战争不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那时候求生存是当务之急。可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求发展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变化。目标变了，很多东西就跟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