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二)

　　 （二）.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思想观念

　　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促使人们传统的外交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以奕忻.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为代表的人物，他们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以及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思想理论。

　　1.主权观念的认识。“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利，是国家的根本属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日益丧失。特别是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清朝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外事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洋务思想家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主要反映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问题上。

　　（1）揭露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性。《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同时由于清政府在立约之初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结果“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

　　（2）西律法的统一消除中西司法的不平等。自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了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来，中国的司法主权即遭到破坏。尤其上中外在司法上的不平等现象，激起了国人的不满。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呢感的状况，洋务思想家提出希望通过中外律法上的统一，将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消除于无形之中。

　　（3）求修改税则并收回海关行政权。自《南京条约》规定中外双方协定关税以来，清朝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关税自主的重要性，而对于关税自主权丧失的危害，洋务思想家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关税问题的看法，主要集中于来年各个方面：一是税则问题，二是海关行政问题。这两项对于中国的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2.对外交涉之道的探讨，传统外交思想的突破。以和平手段而不是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特点，促使人们对交涉之道的探讨，利用有限的条件来获取任何肯能够争得的利益，由此减少国家的不必要的损失。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认识的逐步深入，洋务思想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交涉之道。

　　（1）“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自古以来就流传的一句名言，运用到对外斗争中即点出了“知彼”的重要性。郭嵩焘等人都非强调了解“洋情”。他认为：对外交涉“必能喑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对外情的了解，以便更好的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

　　（2）提出明确的外交指导方针。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如何使对外交涉获得成功？洋务派思想家认为清政府在惊醒对外交涉时应先制定明确的外交知道方针，然后才谈得上对外交涉。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笃守“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思想。它的随意性较大，只能治标不治本。他只可作为对敌策略，却不能作为根本的外交指导方针，它缺乏对国家利益的长久考虑。

　　（3）慎择邦交。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因该重视对中外大势的了解，把握对敌斗争中的灵活性，这就要考虑到对邦交的选择上。因为由于邦交不慎，便有可能导致了丧权辱国的悲惨命运。因此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应该在对中外大势了解的基础上，把握对敌斗争的灵活性。这一问题集中反映在对邦交选择的讨论上这些思想家在主张敦睦外交的同时，还主张结盟。

　　（4）重视使职。五口通商以后，国人的对外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对外来事物的吸收也能够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态度，但传统守旧观念仍然产生着潜在的消极影响。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思想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多次呼吁，要求清政府重视使职，以求改变旧有的观念，并希望通过政府人事制度的变革来改变以往轻视使臣的社会陋习，以达到转变传统外交观念的目的。

　　（5）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外交人才的专门化是近代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清政府却走得异常缓慢。鸦片战争后虽设有五口通商大臣，但由地方官来兼任，他们不懂外语与交涉之道，往往借助通事来办外交。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但并无出使人员的选择标准，公使的随员都是由本人自行挑选，这就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马建忠在留法期间,就曾将法国1869年所定出使章程译出,供国内参考。冯桂芬针对外交人才的选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朝廷应从传统的荐举入手，下沼令大臣举“有口辩有胆气机牙肆应之人。”这随时一种应急措施，但却迈出了促进外交官专门化的关键一步。进而他提出了设立学校专门培养交涉人才。这一主张对于培养外语人才，应付外交需要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近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观念的变革和进代外交观念的诞生必然充满着艰辛和曲折。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念当然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这当然由于传播者本声自身的缺陷阻碍了其对近代外交观念的认识，但是洋务思想家仍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播近代的外交理念。从而推动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

　　三.对于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评价

　　在中国晚清时期有识之士以传统外交为参照系数，结合时局需要提出了具有近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初始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西乡常常表现出一种新旧杂揉.先进性与落后性交织的特征。如这些思想家由于受到传统外交观念的束缚，往往以中国古代出求战国的历史成例来比附和说明近代国际政治格局，对近代外交活动作出传统性解释等等。尽管这些人的时代意识，世界眼光和外交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无疑算是一流的了，但“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1896你那李鸿章访俄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谈到对其印象时表露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李鸿章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头脑清楚的政治家，而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这种状况，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发展迟滞的现实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在其外交思想中的体现。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能力是该国的实力与地位的反映。在近代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外战争的失败为外交划出了定局。面对列强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侵略，中国实无多少有力的手段和斡旋的余地，到头来往往只有隐忍徐图.“委曲求全”。虽然存在着这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他们的思想毕竟对中国外交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郭嵩焘.曾纪泽等人通过著书.办报等形式，将这些思想传播于晚清朝野，并将自己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具体的交涉活动中，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这些先进观念突破了传统的桎梏，对于开启民智及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四.关于晚清政府外交家的评价问题。

　　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大臣，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其个人因素在外交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许多爱国有为的外交家用高超睿智和卓绝的胆魄即使在国家衰弱的近代也维护和争取了国家利益，可谓一夫能挡百万兵，曾纪泽，顾维均正是此类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该看出，近代国势孱弱，使许多当事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采取阴柔的办法，这令我们当今人很容易解读为妥协。历史的细微处往往能改变我们过去的成见。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是抚外强内，如故以为李始终是妥协外交，则李力主海防，甲午战争前期采取强硬的路线等将无法解释，其实，直至黄海之战，李鸿章对日本采取的都是强硬态度，后来李了解到中国海军弱于日方的实际，方采取“保船制敌”策略，而这也非是完全消极的妥协；恰恰是李鸿章早期的莽撞给日本进攻我国提供了借口。无论何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法，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物质基础的话，也是无济于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国力的现状，中国的外交家们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对此不能有太多奢侈的要求了。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中，谁被清政府任命为主持西方外交事务的大臣，谁就已踏上了通往充满坎坷凶险的“幽暗之门”的大道。这些外交大臣们大都是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在位期间竭力消灭“夷祸”，可是不仅未平，反而愈演愈烈。上任之初，皇帝对他们往往是满怀希望，可过不了多久，便会因为无效的外交政策被皇帝怒斥为“可恶之极”，甚至革职查办。这决非是个人的才智和品德所致，而且这种悲剧是制度性的，而非个人的。这是这个时代的整体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和制度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外交大臣们的这种悲惨命运其实早已经由清政府这一期间的外交政策蕴涵的内在逻辑所预定好了。这一时期清朝一方面要“以示限制”来维持国威，另一方面又要“俯顺夷情”，这意味着清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很矛盾的外交政策，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清政府这一战略目标内部两部分的潜在的相互冲突，降低了这一战略目标对清政府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意义。而对于这些办理外交的大臣们，这如何能做呢？自然会造成中国近代外交家的历史悲剧。战争是外交的极端形式，鸦片战争是中英外交的结果，中国竞争的失败，透露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统治者个人因素的诸多信息，战败的结局是中国整体上的落伍所致。这只能证明外交的结局其实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合力注定的，我们不该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主动的改变自己。借用清人王韬说过：“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
中国近代外交也许可以用耻辱外交来归结，但是，在了解近代外交史之后，感慨与思绪则是复杂的。这里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有昏聩无能.奴颜婢膝的丑恶，或令人扼腕长叹，或怒发上冲冠。我们除了怜悯，痛惜之情，升华琐碎的具体过程之景，重新回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辩领域，结论只能有一个：近代中国在对外交涉中之所以处处表现的如此受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弱国无外交”，这正是中国近代外交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