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
辛亥革命网 2014-08-21 16:27 来源：中国网 作者：唐家璇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这是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为实施这一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首先，我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并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外来侵略，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区别于旧中国外交的最主要特征，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这一方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周恩来总理强调，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结盟时期，我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和抵制。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了苏联，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并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议。同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又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第二、积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上述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4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为促进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办，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亚非会议以后，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又有一些亚非国家同我国建交。与此同时，我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美国把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无理行径，为后来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准备了条件。
第三，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企图从朝鲜、越南和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中国遂决定应朝方要求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终于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美国的行动不仅是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干涉,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并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挠，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蒋军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我坚决反击，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在我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