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在革命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在中国进行了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这些尝试对于消除封建主义的影响、促进人们现代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以及传统政治势力的抗拒，使罕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并没有按照辛亥革命领导集斟所期望的那样发展，而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基本特征：l．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2．政治全面走向分裂；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方向的确立。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作为辛亥革命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政治权力的丧失；2．政治意图的失败：3．政治地位的衰落。

    　第一方面，政治权力的丧失。

    　这主要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的转移。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军事力量镇压起义。而袁世凯在掌握了清政府的大权后，对南方革命阵营方面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政策，以造成南北对峙局面来窃取全国政权。12月3日，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孙中山本人坚决反对南北议和，不愿向袁世凯妥协。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LJj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组织北伐军进行北伐并在军事上一度取得胜利，但终因备方压力而放弃。这时：袁世凯一面制造南北议和决裂的态势，一面指使心腹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头目联合通电，叫嚣誓死抵抗民主共和，逼孙中山交权。帝国主义列强则公开支持袁世凯，大肆恫吓革命派。列强还决定扣留中国海关关税，致使南京政府无法解决财政危机。南京政府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形成一股拥袁势力，攻击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有人反对或劝阻孙中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民主革命派在内外夹攻面前，不得不妥协退让。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他愿将权力较交袁世凯。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便立即利用革命的威势进行遁宫。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宣告结束。次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为防范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在辞职咨文末尾提出3项条件：新政府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企图以此来限制袁世凯。但狡诈的袁世凯拒绝南下，同时，帝国主义纷纷调兵入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各省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反对定都南京的主张。孙中山被迫再次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离位。次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不足百日的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权力的彻底丧失。

    　第二方面，政治意图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政治意图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而全面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胆随着辛亥革命以后政治权力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转移，上述的政治意图也走向了失败。其转折点就是二次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统治的建立。

   　 1913年7月，革命党人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发动了二次革命。但仅两个月，就在袁世凯的武力镇压下宣告失败。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破坏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治和巩固其独裁统治。

    　首先，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他一方面加紧收买活动，以分化国民党人，另一方面，又利用新组成的“进步党”与国民党竞争。1913年7月31日，进步党首领熊希龄受命组阁。在这个内阁中，袁世凯在陆军、内务、外交等几个重要部门都安插他的亲信，而留给进步党的不过是教育、司法、农商等几个冷衙。因此，在实际上，这个内阁成了袁世凯实行军事独裁的袒‘凶。由于宪法未制定之前，不能进行总统选举，为了变临时大总统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又命令各地军阀通电主张“先举总统，后足宪法”，为其张目。IO月6日，国会正式总统的选举。袁世凯派出数千名军警、特务、兵瘩、流氓，打着所谓“公民团”的旗号，包围会场，威胁议员连续投票3次，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就职。  

 　　其次，削弱国会，破坏《临时约法》。袁世凯爬上了正式总统的宝座后，为实现其独裁专制，他首先召集自己的爪牙，组成了一个80人的所谓“政治会议”来代替国会，然后，又召集一个所谓“约法会议”。5月初，  “约法会议”颁布了完全按其旨意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废除国务院。在总统府设政事堂，由总统任命“参政”，组成参政院，并代行立法权力，这样，《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被取消。至此，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各项民主制度遭到完全破坏，  “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具躯壳。接着，  “约法会议”又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连选连任。下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任总统，而且其子也可以世袭总统，这就暴露了袁世凯要复辟封建帝制的野心。

   　 第三，复辟帝制。1915年8月23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6人发起组织“筹安会”，以讨论“国体”为名，为袁世凯制造复辟舆论。各方袁派官僚、军阀也竞相呼应，或派代表进京，或函电交驰，请愿实行帝制。为实现这个目的，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诏还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团”。各省选出“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赞成改行君主立宪。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  “尊重民意”，正式称“中华帝国皇帝”。31日，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1916年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登极大典。

    　通过以上的步骤，袁世凯一步步地消蚀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而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行的政治意图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侵蚀中丧失殆尽。

    　第三方面，政治地位的衰落。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垮台和北京政府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地位已逐步衰落。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临时约法》和国会重新恢复。

   　 1917年7月，张勋复辟破产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重任国务总理。他在上台后，立即废弃<ll缶时约法>和国会，并召集临时参议院，建立起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面对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在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口号下，再次举起护法的旗帜。8月25日，孙中山联合部分赞成护法的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会上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元帅。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护法运动正式开始。与此同时，段祺瑞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护法战争爆发。作为护法军政府领袖的孙中山，手中并无军队。而滇、桂军阀参加护法战争，是为了保住和扩张自己的地盘，对付皖系的权宜之计。当他们与直系达成默契后，便图谋排挤孙中山，中断护法战争。1917年II月，滇、桂系军阀不顾孙中山反对，通电主和并宣布单方面停战。1918年2月，桂系军阀刺杀了追随孙中山坚持护法的军政府海军部长程壁光。陆荣廷、唐继尧伙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等，成立西南自立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对抗05月20日，孙中山被迫发表辞职通电。同一天，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泽、陆荣廷、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完全被排斥，护法主张已不可能实现。21日，孙中山毅然离粤赴沪，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获得的政治地位的彻底丧失，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和民族资产阶级最终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实行独裁政治并由此揭开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序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保住革命胜利成果，再一次拿起革命的武器，与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进行斗争。他们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民主共和政治。但是，这些革命运动最终都由于革命力量的过于分散以及参加运动的各派势力的政治要求不同而归于失败。这样，从1916年到1928年，中国政治陷入了近代以来空前的动荡之中。随着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不断膨胀，中央政府的权威作用也丧失殆尽，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被彻底的打破，中国政治开始走向分裂。

    　中国的政治分裂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军阀势力与孙中L．，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之间的政治冲突。

    　这一时期，军阀势力包括北洋集团和西南集团两大系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个主要派系：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把持着中央政权，控制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等省，以日本为后台。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控制湖北、江西、江苏等省，以英美为后台。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割据东北三省，以日本为后台。此外，还有依附于北洋军阀，但相对独立的阎锡山晋系和张勋的定武军等。西南军阀则是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另一集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分别形成于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末期，都为英美所支持。由于各派军阀割据一方，互相争夺，北京政府成为名义上的政权，并成为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目标：为了扩充地盘，扩大权力，发展本集团的利益，军阀之间不断爆发战争。1916年至1928年间，中国总共发生了大小数百次军阀之间的混战。其中，大规模的战事有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至于中小规模的战事则从未停止过。

    　军阀政治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十分软弱，都缺乏足够的实力以占据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在这种状况下，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并具有行动能力的军队，就必然成为左右中国政治局面的力量。由于军阀们掌握着这种实力，军阀政治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军阀政治对中国政治现代化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在中国，政治现代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推翻封建的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拥护现代化的、具有充分权威的中央政府。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实现了上述目标。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不仅破坏了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秩序，造成中央政府职能行为的瘫痪。同时，由于军阀势力的急剧膨胀和其对中国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倾向的抬头和泛滥。这样，就打乱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正常发展，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与北洋军阀统治相对立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所组成的中国进步力量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权。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高举反袁、护法的旗帜，为反对军阀统治，维护共和制度进行了多次斗争，但是均遭失败。正当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孙中山开始了革命征程上的伟大转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系统的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

　　新三民主义的原则与纲领，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的，它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它既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工农劳动群众当前的利益，所以，新三民主义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达到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达到的光辉顶点。表现了孙中山能随时代进步的伟大革命精神。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了国民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部分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新政府的组建，预示着中国政治在分裂状况下的新走向，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政府的诞生，表明中国人民对政治现代化的渴望。但令人遗憾的是，广州革命政府的建立，却没有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势力迅速崛起，并把持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建立，标志着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所倡导的、并为之不懈奋斗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彻底失败，也表明在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是行不通的。

    　应该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分裂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所必然会出现的历史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外源、突发型现代化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后的积累，而是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的输送；另外，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其正常的历史发展顺序被打乱的前提下开始的，人们在还没有来得及吸收和消化这些现代化成果时，就不得不去面对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引起的社会的巨大变化，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分薄弱、而且，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心理准备也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使中国脆弱的现代化进程要经历两个方面的考验：首先，要面对原来就已十分强大，又很少受到现代化影响的传统势力的抗拒：同时，还要解决作为新的参政团体，其参与政治能力的迅速提高。如果传统势力过分强大，而新的参政团体由于其能力所限，使传统势力与现代化势力之间的斗争不能在短期内决出胜负，社会就容易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由于辛亥革命后，以军阀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依然强大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现代化势力始终没有成长为传统政治势力的终结者，因此，中国政治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消化外来先进文化的问题；一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外来文明对中国的冲击，瓦解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如果我们把这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加以阶段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冲击，它导致了清王朝的被推翻。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结果，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首先，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商品经济的浪潮侵袭动摇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基础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的文明一直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使中国人具有一种文化意识上的优越感。然而，在这种优越感的驱动下，使整个民族陷于一种封闭和自满的状态，从而导致民族创造力的丧失和国家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西方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外殖民扩张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他们通过武装侵略，把资本主义的影响迅速带到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并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或沦为外国的殖民地，或沦为外国的附庸国。中国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中国不变革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就有可能亡国，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在对这些先进文化加以充分吸收的基础．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从而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扫清道路。可以说，正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以其先进的文化为后盾和前矛，击溃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使中国人民在探索国家出路的不懈努力中，加强了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深化了对自己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批判和否定。   

　　其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来自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辛亥革命后由于民主共和政治失败而处于苦闷之中的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的曙光。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们被十月革命的成果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科学性、革命性所深深打动，因此，在思想上也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就诞生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此，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模式选择的方向也开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任何一种文化的生长，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土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发生、发展，当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和人文环境。早在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前，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壮大，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意义的文化行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尤其是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社会存在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导致人们社会意识的改变，从而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其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总结和概括，逐步提炼出能够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观念。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体系与内涵。反过来，一旦这种资本主义文化形成，也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化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资本主义文化也就成为最先进的文化。因此，当这种文化随着殖民侵略进入落后国家以后，必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固有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也，必然会成为落后国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但问题在于，由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那么，如果把这种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文化简单地移植到另外的一种社会环境中，还会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到同样的作用吗？显然就不行了。中国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出现的先进的社会理论。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的关系与发展趋势，以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出发点，它又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这就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对中国来说，仅仅具备了理论条件是不够的。因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但毕竟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不能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完整的答案。因此，中国人民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其发挥出切实可行的指导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辛亥革命以后，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共和政治运动归于失败，而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地位也已逐步丧失；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并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革命的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仍然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现代化方案，显然是不行的。而由于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预见现代世界的种种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因此，它本身就具有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理论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传人中国，就迅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原因所在。所以，当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来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并自觉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积极地解决这一矛盾时，他们在思想上已处领先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中国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的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方面，要求源于欧洲和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并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则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中国革命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可以说，这正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