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毛泽东分别22年后，背着江青匆匆见最后一面，却被说大失所望

　　今天说贺子珍的故事。

　　在人们的印象里，贺子珍是很泼辣的女红军，或者说成是女土匪，她的家境应当不好，其实不然，贺家是当地望族，而贺子珍在当地号称一枝花，长得很漂亮。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曾经住在贺家，可见贺家不穷。毛泽东住的房子和贺子珍的房子之间有花格子窗，刘英回忆说，两间房子之近，可以隔着格子亲嘴。

　　贺子珍18岁遇到毛主席，一见倾心，毛泽东当然也喜欢她，1928年5月，他们结婚。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

　　婚姻开始是和谐的。

　　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尽管毛泽东没能当选前委书记，贺子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毛泽东患上疟疾时，急需照料，贺子珍经常前往村庄找医生或者远赴城镇寻找草药，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也照顾贺子珍。在长征开始时，贺子珍怀有身孕，毛泽东派遣卫士专门照顾她。贺子珍受伤时，毛泽东哀求医生全力救治。

　　在毛泽东很边缘化的时候，就是博古当家的时候，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个人住在离党中央机关十余里路的一座小山的庙里。寺庙房子很少，张闻天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自己住了一间，毛泽东和贺子珍住了另一间。那时候虽然有摩擦，但是还算是琴瑟和谐。但是，时间一长，裂缝就出现了。

　　原本就有些矛盾。

　　1929年6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回到龙岩，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他们在这里的邻居就是曾志，曾志1911生，原名曾昭学，16岁时嫁给了中共党员夏明震，1928年1月，曾志参加湘南起义，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牺牲。不久，曾志与红军第七师党代表蔡协民结婚，并一起上井冈山。1934年，蔡协民也牺牲了，曾志嫁给了陶铸。 在龙岩住的时候，曾志和毛泽东住的很近，窗户对窗户，开着窗户说话，清清楚楚。贺子珍的嗓门大，和毛泽东吵架的时候，曾志都能听清楚，曾志有时候会喊着：“子珍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为什么？

　　贺子珍的文化素养低，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还常常干扰毛泽东。

　　曾志发现蛛丝马迹比较早，但刘英是在长征到了延安以后才有所察觉。

　　刘英是贺子珍的闺蜜。她是张闻天夫人，长征中是中央队秘书长，是30位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战士之一。

　　她的记忆力非常好，90岁高龄时也能清楚地回忆起战争时期的岁月。她清楚地记得，贺子珍在长征时已经怀了孕，但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当肚子逐渐大起来时，孩子已经好几个月大了。就这样，贺子珍腆着肚子跟随中央纵队，穿行于滇、黔、川三省之间。十月怀胎，孩子呱呱坠地，贺子珍来不及休息，忍痛将人把孩子送走了。

　　贺子珍的生育能力很强，曾经有人说像母鸡下蛋一样。她怀过十个娃，生下了六胎，但是有的就送人了，如上海生的两个和长征路上生的这个，有的就夭折了，比如她到苏联后生的一个孩子，六个月时夭折，这对她打击极大，丈夫疏远，儿子夭亡，所以她每天哭泣。

　　贺子珍后来说到离婚原因时，说生孩子生怕了。这虽然是原因之一，恐怕也是托词。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刘英发现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出现了矛盾。

193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开始她发现的都是小事。有一次，贺子珍拿出一只干熏鸭，说是准备给毛主席吃的，但闹了别扭。贺子珍向刘英诉苦，说她本来要将鸭炖烂了给毛主席吃，但毛主席喜欢干嚼，两人因此拌了嘴。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和普通人不一样，他在吃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在意的，不喜欢别人改变他。他牙齿好，爱吃炒鸡肉，贺子珍是按老规矩，鸡要煮汤。为这个事两人吵架，贺子珍也是暴脾气，吵吵就动手了。他俩打架，其他人不敢去拉架。彭德怀是胆子大的，他也很会挖苦人，他看到贺子珍的眼睛肿了，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说，贺子珍你脸上怎么又长包了？贺子珍说跌了跤。彭德怀就说，你是个“三不死”的人呀，压不死、打不死、生不死，这有点少儿不宜了！生不死，是说他生孩子厉害。

　　当然毛泽东不会和刘英说这些鸡毛蒜皮，他常常对刘英说，“政治上要帮助子珍提高，要让她多读一点儿书。”

　　有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所以，他们常有事情商量。张闻天恰好不在，刘英有点发烧，在休息，毛泽东和刘英聊天，说到和贺子珍的关系，他说，要刘英帮助贺子珍，让贺子珍向蔡畅和康克清学习，说女人不能老靠男人！也说到，贺子珍没有革命热情，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伤，伤得不太厉害，当时也没有医生在，就说让贺子珍给古柏洗一下伤口，她嫌脏，扭头就走。

　　那天毛泽东还说到，想让贺子珍进步，送她去抗大学习，去听听课，她不安心学习，三天两头就回来。

　　刘英问起毛泽东，昨天晚上打鱼杀家怎么样？自己很想去看，可是发烧了没办法去，戏演的怎么样？这个戏是江青主演的。毛泽东很赞叹，说，不错不错，演的好！刘英心里一动，她认为毛泽东动心了，当时她也没想那么多，因为贺子珍还在呀。

　　两个人有了缝隙，楔子就容易打进来。每一个楔子都会加大缝隙，直到不可挽回。

　　史沫特来是其中一根。

　　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30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和中共以及亲共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有来往，和鲁迅、宋庆龄等是朋友。原来她曾被中共列入邀请去延安、在国际上宣传中共的美国记者人选，但后来考虑她的左派色彩过于浓厚，而改让当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斯诺出了这个风头。史沫特莱失去了这个机会，自然有些不甘心。1936年冬她来到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斯诺去延安时，西安就是第一站），试探去延安的可能。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把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

　　西安事变后，1937年一月，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因为她是宋庆龄介绍来的，所以，她很受关照，抵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 初到延安，史沫特莱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来，该院落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她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

　　史沫特来住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她很活跃，很快，在她的住处就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有了留声机和唱片，当然就少不了要跳交际舞。这也吸引了中共领导人。

　　他们虽然身处中国西北的黄土坡，但也景仰西方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因为毕竟很多人是喝过洋墨水的。

　　跳舞也会跳出是非来，尤其是在西北延安这样一个荒凉的所在。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 ’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成为乐事。”

　　史沫特来是一个开放型的女性。我认为，她的行为很大部分处于本性，也有部分成分是猎奇。但是，延安的夫人太太们不干了，看到男人们每天晚上和其他女人搂搂抱抱，气不打一处来。贺子珍就是她们当中对史沫特莱积怨最深的。

　　其实，比史沫特来威胁更大的，是史沫特来的翻译吴光伟。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刚刚离了婚。史沫特来为她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莉莉”，她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她把毛泽东的照片包了一层又一层珍藏起来。贺子珍也很警惕她。有一次这位翻译给毛泽东送一束花，贺子珍就不依不饶地问，毛泽东说，送花是一种礼貌。贺子珍不相信，认为毛泽东要甩掉她。还有一次，史沫特来派翻译来送东西，贺子珍一见到，气得很，就打了翻译一个耳光。

　　翻译回去以后告诉史沫特来，史沫特来也很生气，跑过来也打了贺子珍一个耳光。毛泽东非常尴尬，一个领袖，政治上的强者，却把家事搞得乱七八糟。

　　长此以往，这样的夫妻关系，还能存续吗？

　　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叫索尔兹伯里，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长征》，索尔兹伯里想了解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关系，找到刘英问这件事，刘英也不好回答，他又问毛泽东和江青的事，刘英说，是江青钻了空子。当时贺子珍去苏联，主席身边没有女人，江青以有问题请教为名，经常上毛主席那里去。

　　实际上，江青是利用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越来越大的缝隙，别人插了楔子，她伸进了一只脚。

　　毛泽东自己回忆过这件事情。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我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

　　其实，不是没有机会挽回。

　　刘英和贺子珍同在苏联养病，一年多以后，刘英回国，去找贺子珍，问是不是一起回去，贺子珍拒绝了，她说在苏联生活很好。也许是她知道覆水难收，回去徒增烦恼，也许是她还在耍脾气，不肯低头。

　　其实，在苏联贺子珍也给毛泽东写信，但是毛泽东的回信似乎在敷衍她，很简单。而同去的刘英接到张闻天的信，总是很长。再加上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儿子夭折，她很是悲伤，总到儿子的坟上去哭，时间一长，和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远。

　　在延安，江青和毛泽东却越走越近。 到了1939年9月，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这时候，苏联的卫国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候，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也很苦，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本来她就是一个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以她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别人以为她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1947年的贺子珍

　　贺子珍1947年从苏联回来。回国后她先住在哈尔滨，找萧华给毛泽东打电报。毛泽东回复说，贺敏学，就是贺子珍的哥哥，在华北作战，现在战事很紧张，等打完仗再说吧。

　　贺子珍在哈尔滨呆了两年，1949年，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进入北京。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找毛泽东为姐姐讨说法，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按照中国的传统”。

　　这句话可以做多种解释，但贺怡从积极方面理解了，以为毛泽东接纳了姐姐，于是两人动身去北京。可火车到了沈阳，有两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上来，不准她们进京，否则先开除党籍。

　　这显然是东北方面有人向北京通报了贺子珍要进京的消息。

　　贺怡是刚从北京出来的，这个命令显然是不许贺子珍进京。两个人对贺子珍说，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儿去。于是贺子珍转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

　　毛泽东对贺子珍还是有些感情的，他曾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额外开销从他稿费中支出。陈毅回答说：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据说陈毅曾安排贺子珍任职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但这个职位长期以来只让她领工资，却没去工作。

　　贺敏学全家都很照顾贺子珍，毕竟曾经是毛泽东夫人，甚至开始让贺子珍当家，管钱。但是贺子珍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实在不是个会管账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灯笼袖真丝衫，她在俄罗斯穿过这类衣服，她立马说这是好东西要抓紧买，一口气买了一打，自己留了两件，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其余全送光。碰到朋友有困难，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全部掏给你。她管账的结果，家里到了下半月就揭不开锅了。

　　她那时候一个月有208元工资，零头8元交党费，200元全部上交给贺家，可见她是真不太在意钱的。

　　在贺敏学家生活的日子里，贺子珍从未说过毛泽东半句不是，反而总是责怪自己。她曾经说：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原因是长征路上一路怀孕、生孩子，实在苦不堪言，当时发现又怀孕了，非常难受，想去苏联先安顿一下，把孩子生了再回来；另一层是当时年轻任性，没想过去了苏联主席这边会起这么大的变化。

　　贺子珍从未见过江青，绝口不提江青。有一次，她突然问女儿李敏，有没有江青的照片？给我看看！李敏说我没有带，以后给你看。以后自然就再没有以后了。

　　1959年，贺子珍还是见到了毛泽东的。

　　那是1959年庐山会议，中央重要的领导干部都上山开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去了，带着夫人曾志。

　　刚上山，就听说解放海南岛的功臣冯白驹突发心梗，住进了南昌的医院。陶铸和曾志就下山到南昌去看他。曾志听说贺子珍也住在南昌，她是贺子珍的好姐妹，多年未见，也就联系了去看他。

　　两个人叙旧，曾志觉得贺子珍很正常，没有什么神经有毛病的感觉。

　　回到庐山后不久，曾志便主动找到毛泽东，向他讲起了见到贺子珍的情形，说实在，也就是曾志这样的井冈山老同志，又是女性，好说话，她说：“主席，贺子珍住在南昌，我见到她了。”

　　听了曾志的话，毛主席说：“我晓得她住在南昌嘛，你见她当然好。”曾志试探着说：“我看她很好嘛，哪有什么神经上的病，过去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主席，能不能请你也见她一次？”

　　听了曾志的话，毛泽东没有说话。过了许久 ，才轻轻地点了点头，语气真挚地说：“见一见也好，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

　　本来，是安排曾志到南昌去接贺子珍的，但是，陶铸不允许。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这是要得罪江青的，所以，陶铸的顾虑有道理。后来，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副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把贺子珍送上山，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何尝不是小心翼翼呢？他特别交代，要汪东兴亲自安排，要在卫士封耀松当班的时候上山来，为的就是避人耳目，他信任汪东兴，也知道封耀松嘴严。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看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毛泽东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虽然毛泽东说，今天谈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说，但是，第二天贺子珍得到通知，说毛泽东下山了。

　　据说，是江青得到了消息，大发雷霆。

　　贺子珍还在山上照了一张像，看起来状态是不好。这张照片看到的人很少。

　　曾志虽然没能亲自将贺子珍送到毛泽东的面前，但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在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曾志兴奋地问：“主席，这次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贺大姐是不是没有什么毛病？”

　　听了曾志的话，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摇着头，心情重地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她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药，她将药瓶一抢，说：‘这药有毒，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另外还谈了王明，要我当心王明会害我。唉！”

　　水静回忆说，毛泽东这样交待她，一定要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送她下山，一步也不要离开她。她现在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延安时期的很多熟人也都在，碰到了就不好了。

　　贺子珍再见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不会说话了，静躺在水晶棺里。

　　1979年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她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贺子珍献给毛泽东的花圈落款上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故事讲完了，说几句道理吧！

　　一是很久远又是很私密的事情，很多传说都不一定是可丁可卯的准确，但是，按照逻辑推断和可靠当事人的回忆，轮廓是清晰的。

　　二是毛泽东虽然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巨人，但是，在家庭中，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远不如他的政治和军事能力。

　　三是贺子珍是有严重缺点的，任性，脾气暴躁，过于倔强。一个说一不二的领袖在倔强的老婆面前，也是无计可施的。

　　总结经验教训，家庭也需要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