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向岩致李先念及郑位三陈少敏等书二封

　　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去年底在湖北图书馆对我说，家祖父向岩先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其“自荐总统”一举，是诠释形成辛亥革命精神遗产之一——民权思想的明证，并鼓励我出本集子纪念祖父。天瑜先生和我同在武汉大学工作，是我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同等级别待遇。需要声明的是，在此之前，天瑜先生从不知道向岩有个嫡孙的我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工作了一辈子，而影响他对我祖父的研究和客观定位。我想请先生为这本正式出版的书作一序，以求尽善尽美。

　　我无兄弟，但有1大姐5妹妹，为祖父自费出书是我们做孙辈多年的共同心愿。这不是第一次编书了，15年前母亲张吉芝70寿辰，我们为她自己写的近7万字的回忆录做了本没有书号、家庭内部发行的精美图书《我的少年时代》。《长江日报》记者罗岚小姐闻讯约稿，我和妻子王晓鸣写了篇“特别的贺礼”刊发在大年三十的报纸上，那个春节过的真温馨。如今，父母双亲间隔不到100天相继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这本书给我们留下永久的记忆。母亲在书中讲述我的外祖父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故事，与职业革命家的祖父不同的是，外祖父后来从商，在我中学时的母校武昌实验中学的对面开了家“云升旅社”，由于得到辛亥革命结识的众多战友这条人脉的支撑，生意做得平和安逸。母亲很聪明，就在对面的“湖北省立实验学校”读了三年多的小学，写得一笔好字，墙报上常发表她的习作，度过幸福的少年时代。但是，外祖父的事业毁于日寇的铁蹄，母亲被迫中断学业，过着艰难的战乱生活，15岁小小年纪便嫁到我们向家，她一生对日本鬼子是深恶痛绝的。外祖父姓名为张海清，湖北汉川回龙湾人，是被遗漏的辛亥志士，像他这样无名份的革命先行者还有很多，我们同样向他们表示敬意！

母亲张吉芝的书《我的少年时代》（1997年）

　　想到为母亲出书，应缘于文革“破四旧”对祖父手稿和珍贵文物的摧毁，父亲向刚为此内疚，晚年尤甚。他在湖北省航运局工作，是管理领导全局四分之一船舶和海员的“秀才”队长，文革前刚以副校长身份调任筹建湖北省航运学校，结果因系该局才现雏形的唯一文教单位，而成为航运局“破四旧”的重灾区。出身革命世家，因缺“杨白劳”主流模式的苦大仇深经历，已有10多年党龄的父亲成为革命对象不能回家。此时南京传来消息，大字报贴到紫金山的中山陵，红卫兵不知怎么计算出来 “孙中山顶不上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辛亥革命后裔们困惑不解。不识字的老祖母和母亲害怕抄家，提前焚毁了1924年直奉交恶时，孙中山给祖父赴陕北榆林指导井岳秀、杨虎城谋捣幽燕曹锟、吴佩孚的密令；1933年，李济深邀祖父速到福建参加抗日反蒋“闽变”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信函；祖父途中闻事败乃伪游普陀山并由高僧为其取佛名“音深”所著的《普陀游记》；护法战争时，唐继尧给祖父的信件及叶荃（字香石）倒唐继尧与祖父的通信；《史沫特莱文集》中记载的1940年祖父接受其战地采访后请这位美国女记者到重庆后转交蒋介石的信；祖父自己留存的几本《新中华民国》；悬挂书房的张难先“搀手才三月，别去九泉矣；吾侪剩几人，又弱一个焉”白色挽联；大量古籍、佛经、佛像、文房四宝 …… 最痛心的是祖父未出版的凡21篇《忧危论》、《弭战痛书》等手稿，可能是在这次浩劫中被付之一炬。老祖母和母亲把关的标准是只保留和共产党相关的材料：当时，陶铸还没“揪”出来，就留下了他给王劲哉的“竹桥事件” 信函，作家池莉才写出中篇小说《预谋杀人》；林彪还没叛逃走，就留下了他给祖父的任命书等。结果，红卫兵手下留情，没抄我家。父亲回家后痛心不已，自我宽慰地说，只要一家老少平安无事就好了。我当时在武汉大学物理系7044班读书，属于非“红五类”，家中发生的事还不想让同学知道。

　　令人欣慰的是，母亲从故纸堆里留下两封书信。其中，1949—1950年间致李先念主席捐献田产书的手稿特别珍贵，它记录着李先念多次鼓励祖父争做新中国“百岁老人”的一段佳话。祖父生于晚清同治年间，是辛亥志士中的年长者，40岁开始终身食素。1937年他只身一人秘密访问延安时，董必武亲自接待并反复叮嘱炊事员：向岩先生礼佛，是我们湖北的“向菩萨”，炒菜时锅一定要刷洗干净，不能有荤腥。1955年伯父从苏联回国后，以欧洲百岁老人的故事成功地劝说祖父喝上牛奶、蜂蜜，还吃上近50年没吃的鸡蛋，这些食物都是无生命的，不影响老人家的宗教信仰。现保存于湖北省政协文史办，著名辛亥革命史学家贺觉非写的《向岩老人访问记》，生动记录1957年他与祖父2个小时的长谈，及祖父一段精彩讲话，可见8旬老人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访问记》写到：他晚年寓武昌宜孝巷，我曾两次造访。他的室内有佛像，桌子上摆着铜佛，书架上有佛经，也有儒家和法家的著作，毛主席的相片和著作，放在他的座位附近。我首先说明来意，希望知道一些他在辛亥革命时的经历。老人大为兴奋，一说就是两个小时。最后我见于他所陈列的书籍因而叩问其对各家学说的看法。他说佛家以慈悲为本，慈悲出于爱，爱身才能保身，爱家才能保家，爱国才能保国，不足之处是态度消极，其结果成了达官贵人的逃避所，一般群众的麻醉剂。中国儒家繁文缛节，无补时艰。法家注重耕战，但长期为人所曲解。马列主义最后出，从唯物史观出发，总结了人类全部斗争经验，所以后来居上，任何别的学说在马列主义面前都黯然失色。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故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孙中山吃亏就在于他的“博爱”，把敌人当作朋友，结果吃了大亏。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治事，杂有中国儒法两家影响和佛家慈悲之说，最后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0年贺觉非先生重新整理上述1957年的札记时，特写下一感叹句“我认为是保存了一宗很有价值的史料!”不幸，两年后的1959年元月24日祖父因沐浴着凉，无疾驾鹤西去，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