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惜阴堂辛亥革命记(3)

　　方大计既决也，南中计日俟逊位诏书，期释重负，而期之殊不可得。或以为事有中变亦。一日，先公忽有所悟，语张謇曰：明诏未颁，恐京师无大手笔足了此案，君试拟为之。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方集议朝堂，加此语时，金以袁此日犹为清臣，不宜用请字。来日既为国家元首，应存谦 又不宜用命字，踌躇良久，忽有人脱口而出，谓由字宁不适用耶。群相俯首，以为千金国门，信无可易。又以张称言及皇帝长享优游之福，亲见郅治之告成而止，语气似不完整，于是复有人增岂不懿欤一语为虚结，雍荣宏肆，神理具足，通人之笔，询可称已。诏下之日，陈其美适来惜阴堂，逐句朗读至商辍于途，农士露于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诸语，叹息至再，曰：亦可伤矣。陈素以骁悍者，感于张文，弥存矜悯，先公每谓其亦谨愿之流耶。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至孝若、刘垣载传，始揭出之。先公尝语张曰：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

　　统一之局既定，袁任总统，唐任总理无异词，于是进拟第一任内阁名单。时唐日在惜阴堂与汪兆铭、张謇、熊希龄、宋教仁、章士钊等计议，孙、黄亦间至抒所见，佥求融南北新旧于一炉，务使人得其平，官尽其守。唐于革命为后进，于孙、黄、汪、宋诸党人为新交，则遇事常商之于先公；袁多索名额，颇涉自大，非南中所有忍受。而南人又竞求显宦，视若酬庸，虽孙、黄亦穷于应付，其事视前拟临时政府名单为尤难，折衡进退，函电交驰，一拟数改，始勉定议，南北无违言。其间劳心敝舌，左支右绌之苦况，先公殊无以语人也。

　　综革命之观成，党人菇数十年之艰苦，出生入死，缔建共和，厥功固至伟，然辛亥以百余日倾覆满州三百年之天下，显见地方人士之效力，初不亚于党人。所幸孙、黄领袖民党，能识大体，与地方人士推诚相见，协力相济，众亦翕然无丝毫之成见，因以致果，然孙、黄二人间固未尝无异同也。为之部属者，更或利其异同而抑扬之，由疑沮以生嫌怨，则启自东京初组同盟会时，其来固已久矣。辛亥事发，黄先抵沪，开府南京，为大元帅，弥孚众望，颇有主推任总统者。孙遄返，必得此席。其左右或不能不抑黄以示崇孙。由部属之间言，酿同辈之岐见，先公知之，引以为隐患之忧。故见涉机事，必约二人同至商略，且折衷其异见，汪、宋亦每曲旋其间，免为袁所播弄。黄性厚重，辄自抑逊，幸迄不致偾事，其后病殁上海，唐往视疾时，犹执手谓中山负我，可以知之。

　　党人赤诚革命，躬冒百险，不折不挠，毅勇信非恒流所可及。然蹈厉有余，治术不足，亦为无可讳言之事。方孙之初晤先公也，言及民生凋敝，当有以解其倒悬者。孙即作豪语，谓今当先免全国之田赋。先公立止之曰：信是则军政费安所出，君首归国门，一言为万方所瞩目，慎勿轻言之。又吴敬恒一日与张謇语及刑法，忽扑地叩首，谓匪盗迫于衣食，始陷法网，应勿论死，敢为革命。张愕然至无可置答。其后议及优待清室经费，孙遽谓虽岁给一千万何伤。先公亦止之曰：此当付国会决议，非一二人所可定夺。盖孙以亡清在即，望外之喜，不期溢于言表，终亦仅定四百万两。凡比均足见党人之坦率豁朗，而尚不习于治道，幸多机敏服善，不致贻之祸阶也。

　　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先公固自矢勿预公职。而中国第一矿业汉冶萍，以旧人盛宣怀逃日本，无主持者，势且辍业。鄂中屡电政府维护，孙、黄一再请先公代表国家股份出任董事长，公以商业非官职勉允之。绝续之际，摒挡另星商款，幸维治治炉不使息火。汉冶萍产铁，向由盛宣怀定约借日款，而以最低价格售给日本旛钢厂。八旛日获厚利。汉冶萍支拄维艰，先公固知厂务之困于日款者甚深，遂主别借款项，改定价格，另订新约。日入深患之，厂顾问日人青木屡来见，请循旧价售铁。又谓向借日款，易于续约，若取他图，岂有意排斥日本耶。先公答以借款为商业计，必取息廉而约束少者，兹正分讯中外各银行，日亦可来商谈，择其便我者，决诸董事会，何蓄意坚拒之有。青木无可逞，往谒孙文，谓日必赞襄革命大业，惟汉冶萍向与日有成约，宜续不宜废。孙意少动，以语先公。先公复曰：此商业事，应决之厂中，似不可以政治左右之，卒拒其说。然厂务拮据日甚，借款仓卒难成。董事若王存善等，多秉盛意，难期规复。次年，盛自日本返谒先公，虽旧交，而议终格格。先公直率语之曰：此时纵惟日款可借，亦待君主之，余任内决勿举日债矣。遂辞董事长职，所有按月车马费五十元，尽输之工人医疗所。初，盛与袁尝以争功名失欢，至是窥南中阴事反袁，矜其理财之长，复谓私蓄已足浥注政府。又每斥袁异谋，孙甘其说，且歆其资，颇以为能，尝为先公言之。先公曰：相知素深，谓贪黩自肥者能公忠体国耶，谢不可信。而盛卒左右汉冶萍事，以其亲家孙宝琦当其名。癸丑二次革命将举事，民党度财力不继，就商之，盛谓下南京当贡二百万元。其后讨袁军建职南京，迄未斥一文。不旬月，事亦败散。民党有与先公追述之者，先公曰：吾言验矣，其人果足恃乎。

　　逊位诏下，南京移政权于统一政府，奠定有期。于是先公复与诸君著意于南北绝续之所系，务求七鬯勿惊。而袁卒不肯南下，南中特遣汪兆铭、蔡元培等往迓。袁竟嗾使曹锟兵变于北京，示非坐镇北方，不足控制。南中既已解体，孙、黄亦叹息无言。及袁就任，遣梁士诒邀先公北行，先公笑而谢之。旋聘为顾问，贻带勋章，均答以一电而已。其后唐任国民党推荐之北洋军人王芝祥督直，袁勿署发命令，唐以为侵责任内阁权，愤而去职。袁旋杀宋教仁，启癸丑二次革命战事，乃至洪宪称帝，宣统复辟诸大端。凡事涉国本者，诸君子仍时至惜阴堂，就先公画策，以非辛亥年事，不著于编。

　　（注：本文作者系赵凤昌之子，原文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