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祖父与辛亥革命

　　今年3月28日是父亲去世十周年的日子，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常常在想，辛亥革命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和父亲的个人境遇紧密相联。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无论是做为政治事件，还是作为历史事件，对我来说都关系不大。父亲却很冤。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病故了。所以父亲自己对祖父也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由于受祖父的影响，父亲经历的变故太多，对人情世故，权利纷争，看得很透，为了自保，恪守中庸之道。特别是文革期间，父亲被作为“走资派”批斗，听说在当地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并被他的一个“造反派”女同事，在一次批斗会上，用一只鞋打中了左眼，留下了后遗症。80年代初期视网膜剥离，不得不动手术，严重影响视力。母亲被作为“政治小爬虫”也挨过斗，只是没有那么声势浩大，只局限在系统内部，也没有抓到更多的辫子，后来就被友好的同事们当作笑话来谈了。印象最深的，是我和祖母一起被作为“黑五类”被赶到了乡下。而所有的一切，起源于我有个曾经被误认为是“军阀”的祖父。

　　事实是，祖父李载煦并不是军阀，而是曾在西安领带起义的革命党人。他很少在老家逗留，抗战期间，为了拒绝与日本人来往，就抱病归乡，于1938年病故于脑卒中。祖父育有四子，其中，老大，老二解放前去了美国，老三抗战期间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缅甸，杳无音信，失去了联系，生死不明。父亲是最小的，从小在祖父留下的一栋一进三重的老房中长大，直至1952年离开故乡，去了外地。

　　关于祖父，我用Google搜索到如下信息：

　　民国二年，湖北海军学校驾驶班第一期毕业生，计十名，庄以临，洪尚愚，李载煦……

　　在《张之洞评传》第四节，最后一段写道：

　　“……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

　　湖北图书馆的网站上，在“湖北历史人物”中描述： 

　　“李载煦 ，字炳生，自幼勤读经书。1901年（清光绪三十年）赴武昌弃文学医，第二年，考入陆军特别小学堂，不久．又改学海军驾驶专修班。李载煦在校时即秘密参加革命活动，海校毕业时，因学术成绩优异，经推荐，委任西安清军工程独立队队长。

　　在西安，李载煦与刘世杰、张翔初过往甚密．研讨时事，宣传革命，密谋准备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豫军在武昌首先举行起义，四川保路风潮日趋激烈，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政府岌岌可危，因而密电陕西军政当局，严防川、鄂革命风潮蔓延。当时西安满人某将军，异常恐慌，下令将汉人兵器全部收缴，军官没有发辫者，全部拘押审讯。李载煦与张翔初都剪了发辫，满人某将军密令混成协统领某某，如捕获李载煦，无须上报，就地正法。

　　1911年10月19日，野外演习时，照例向军装局领取假子弹应用，李载煦秘密与革命同志协商，私运了三箱真子弹。至10月22日，李载煦始探悉某将军密令，知起义事已败露，将遭不测，遂与张翔初、刘世杰等密谋．准备先发制人，举行起义。

　　当时，军队多驻于西安城外，张翔初原为步兵第二标管带，即调其所部之一队，先入城为内应，同时，又探悉枪支弹药存放在各警局，再命城外士兵闻警报后，夺门进城，都到警局夺取武器弹药。

　　计划已定，李载煦即率所部，夺门入城，当时有辎重队某队长，阻李前进，李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并收编其全部辎重队。接着，张翔初率步兵第二标，刘世杰率步兵第一标及马炮各营，长驱入城，分驻军装局及藩库各要地，全城光复，万众欢腾。

　　西安起义成功后，公举李载煦为参谋，第二天，将驻防西安附近的清兵，统一编收，并筹饷练兵，声援武昌革命。

　　全国南北“议和”后，李载煦称病返孝感，功成身退，解甲归田。

　　父亲在外地工作了将近五十年，因为祖父被误认为是军阀，在文革中受了冲击，挨了批斗，并受了伤痛，从此小心做人，谨慎行事，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不曾说过自己真实的感受。他曾打算1994年退休后与我母亲回老家安度晚年，却不料患了肺癌，于2001年3 月28号在异乡病逝，算起来，父亲离开故乡整整半个世纪，未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抱憾而去。即使回到了故乡，也没有落脚之处，一家人住在亲戚家或住旅店，我想这是父亲最遗憾的地方吧。

　　父亲是孤独的，他很小失去了父亲，他没有兄弟姐妹可以相助，也没有叔伯姑婶可以往来，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一个来自父亲家里的亲戚。父亲是清贫的，即使他做了四十多年的局长，当他生病住院的时候，连药费都要子女垫付，更不用说为子女留下什么财产。

　　父亲是不得志的，他没有任何机会生活在他父亲作为辛亥革命党人的光环里，反而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而在文革之中受了打击；同时，祖母也多次受到街道的造反派的冲击，家里被挖地抄家，年已七旬的祖母作为“黑五类”强行赶出家门，并在乡下整整生活了十年，文革后，经与粮食局和公安部门反复接洽才将祖母转回城。就在这十年间，父亲被伤了眼睛，私房几乎被他人占尽。

　　父亲有很好的文学天赋，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以为我们即使说与当时形势，当时的政策不符的任何事情，都会惹祸上身。父亲也是幸运的，他明哲保身的生活了许多年，即使没有与人争斗的本领，也在领导岗位上呆了四十多年，既没有提升，也没有降职，更没有在文革之中倒下去。

　　父亲的命运与际遇，有些许传奇，有些许悲哀，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与辛亥革命，紧紧相联。辛亥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历史的选择，是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