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王丹亭先生
辛亥革命网 2012-10-24 00:00 来源:民革陕西省委员会 作者:王晓霓 查看:
自小,我就生活在一个经常听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环境中,只要有人提起这些内容,我自觉比同龄人更熟悉和亲切。到广州,我一定会去中山纪念堂;到上海,一定会去宋庆龄故居,在孙先生的坐像前留影。
2010年冬天,听到有人讲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当时心里就一阵悸动,儿时的记忆忽然清晰起来,有一种想对人讲出来的冲动。没过几天有人在百度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一位叫姜德明的先生写的《中山先生的签名本》。讲得是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北京琉璃场附近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孙中山先生为推行民权所著的《会议通则》,孙先生在该书封面右方的题字是:“王觐彤先生惠览孙文敬赠”。为了查清受书者为何人,姜先生求教于上海的陶菊隐先生,陶先生的答复是:“王觐彤,字丹亭,陕西户县人,护法参议院议员”。看到这里,我心里更加激动,没想到快100年了,竟然还有人打听我的祖父!快100年了,还有人知道我的祖父!在网上查《民国人物大词典》,里面有我爷爷的名字,是第一届国会第二期会议参议院议员、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
一、爷爷的简历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有关爷爷的所有资料都丧失殆尽。最近从省图书馆的有关资料、省民革、市政协、市档案局以及逝去的老一辈的亲属留下的简单资料里,知道了爷爷生于1879年,与二弟王觐墀同榜进学,因诗文俱佳,二人同中秀才。1902年二人由壬寅科乡试荐卷,同被挑选送往陕西大学堂。兄学财政,弟学法政。1905年弟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兄则进京,入京师财政大学堂,参加了同盟会。
毕业后回陕,初主讲户县高等学堂,韩兆鹗、刘性涵、杨明轩均为其高足。辛亥革命将兴时,风云日紧,爷爷以保卫地方为名,召集村中青年组织乡团,以备不时之需。并向青年们讲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意在唤起民众,驱除鞑虏,还我山河。还鼓励妇女放脚、男子剪辫,以开风气。并与张风翙等暗通消息。辛亥起义,张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委任爷爷王丹亭为陕西省秦丰银行经理。主要任务是筹措银两,繁荣地方经济,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辛亥革命事定后,陕西稽勋局局长彭仲翔曾给予“革命有功,免费续学”证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任合阳县知事,后又调任甘肃省循化县知事。
1916年赴北京任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参议院议员。段祺瑞解散国会后,即随孙中山先生至广州,南下护法,人称“护法议员”。先后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及非常大总统,建立军政府后,委任我爷爷为广东澄迈县县长。民国十一年,黎元洪复职,国会恢复,爷爷又返京,继续任国会议员。先后任总统府顾问、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农商部顾问、政治善后讨论会委员。曾获授二等“大绶嘉禾章和白马将军”勋章。
1927年北伐后,因不满蒋介石掌权误国,爷爷辞官回陕西。为了寻求民族解放,宣传新思想,与贾桂藩等在西安的牛东籍乡友积极筹款、寻址、网罗师资,并把自己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儿子王孔武从西安中学派往家乡牛东筹备建校,终于在自家的祠堂办起了户县当时为数不多的学校——牛东小学。
二、我的记忆
我记得1956年,我上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钟楼的北大街口美协参观。一进门看见挂的横幅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我不知轻重地脱口而出:“我爷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事”。当即一名男生就反驳我:“孙中山都90岁了,你爷才多大?咋能是同事!”我自己也觉得语塞,不好开口了。谁知旁边房檐下站的一位50多岁男同志,走过来问我:“你爷爷叫啥名字?”我说叫王丹亭。他又问:“你爷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说:“我爷有病,老躺着。”这一次对话,更加深了我爷爷与孙先生是“同事”的印象。
那个时期,因为家里只有我事情少,家里大人分派我注意听着门铃响。二门的门铃一响,我就跑到大门去开门。我记得来的多是穿着长衫的老先生,我只能回忆起有康寄遥、张丹屏等……有一次我二哥放学回来到后院对我们讲,今天客房里有人说话,来的人是杨明轩。
从回到陕西我爷就开始收集古币。我家大门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收买古钱”。经常会有一些贫苦的人拿一、两枚古币来卖钱,每次爷爷都亲自接待。这些人拿的多是赝品,但爷爷还是给钱把他的“古币”买下。爷爷说:“这些都是穷人,给点钱起码可以让他买馍吃”。爷爷收购古钱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中华三千年货币沿考史》。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在这部著作里。这部“货币沿考史”有文字、有拓片,共有五大本,全部由我的外祖父用小楷誊清,并经爷爷逐字校对,最后定稿。1955年国家向全国征集民间科学著作时,这部巨著的定稿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当时家里还保存有中科院收到邮件后盖章的邮件回执。
我记得有几天大人们忽然议论:报上发表了市政协委员名单,有一位“王丹庭”,不知是怎么回事。谁知没几天,有人上门来,通知我爷爷去开政协会。开会的那天,有小车到了门口,我爷是穿着长袍马褂去的。回来时还有人送回来,并说:老先生很认真,参观完一项就用铅笔作个记号。开会的那几天,老人回来都很兴奋。有天晚上在纸上不停地写,说是给西安市的街道起名字,我哥看见纸上写有:咸宁路、沣惠路、长乐路、兴庆路……等等。
当时的街道上也有片警,姓杨,他经常来我家进我爷爷的房间谈话。后来我才知道谈的是要给抗美援朝、修东大街、修解放路等捐钱的事。1950年我爷带头认购了第一期爱国建设公债,杨同志说:老先生态度很积极。
57年秋天,爷爷去世了。我家租用了卧龙寺旁的殡仪馆。当时,办丧事的只有我们一家,爷爷的棺材放在正厅中央,厅的四周和院子里摆满了花圈。爷爷的遗体上盖着一面红旗,这面红旗是老人离开澄迈县时民众送的,同时送的还有一柄万民伞,上面写满了人名。
爷爷的丧事办完后,遵遗嘱,我父亲将爷爷后半生搜集、拓印、整理、编写,装订成的历代古币钱谱十二册、古币4974枚、大小铜镜五个、铜钱范、铜印章、大清银行银票十九张、元代瓷四耳罐捐赠给了国家。
三、辛亥精神
在100年前的大西北腹地、关中农村,小农经济思想和宗法观念根深蒂固。我的曾祖父在自己开设的私塾里教自己的儿子们读四书五经、八股诗赋。当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农民生活极端困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我的曾祖父接受了维新派思想影响,1905年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送到北京和日本上学,让他们去探索新知,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理。1911年三个人都在国内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当时曲折、复杂、屡起屡仆的革命斗争中,革命队伍里有人反复、有人反戈、有人被刺杀、有人被绑赴刑场,而我的先辈们义无反顾、坚定地追随着孙先生。1927年因对蒋不满,爷爷辞官回乡,同年,我的伯父又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继续为民族解放而奋斗。解放后,先辈们又积极拥护共产党,支援国家建设。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我的先辈和无数革命志士身上可以体会到这种精神。也即认清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的精神。明确了革命目标,就要树立坚强的信念,要有为实现信念而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要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
经过了100年的风雨沧桑,神州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及一切革命先驱们的伟大抱负,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为了进一步实现孙先生“振兴中华”的宏愿,使中国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仍需要我们这些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以放眼世界、以“愈挫愈勇、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牢记辛亥革命“爱国、民主和不断进步”的主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沿着马列主义开辟的道路,建设美好的未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王晓霓系辛亥革命前辈王丹亭孙女,民革陕西省委员会直属长安大学委员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