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们的祖父沈竹白

　　我祖父沈嘉炎，字竹白，又字明甫。祖籍浙江绍兴。一八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月生，因我高祖、曾祖两世宦居河南，遂入河南许昌籍。我高祖茂堂公在清吏部任职，并历任河南许州州判、裕州知州，他的墓碑上镌刻“皇清浩授中宪大夫”；我曾祖闻庭公历任罗山知县、汝宁府汝南埠通判。兴办义学，受到乡民的称颂。我祖父竹白公幼年即聪颖好学，一八九五年（光绪乙未），十七岁时，受业于怀庆府府守江槐庭。因我曾祖与袁世凯有旧交，适逢袁回项城葬其生母刘氏。我祖父竹白随我曾祖谒袁，袁器重他的才识，嘱令他赴天津作助手，一九Ｏ三年（癸卯），时二十五岁，袁委他为督署文案，他鄙薄袁氏，坚辞不就，自请入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一九Ｏ五年他激于“辛丑条约”的国耻，目睹清廷的腐败，在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毅然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新知识，一九Ｏ六年由胡经武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推翻清廷，振兴中华”的革命活动。

　　一九Ｏ八年回国。当局曾邀他任职天津北洋大学文案、开封法政学堂教师。嗣后，河南提学使孔祥麟先后委他为中州公学总办，河南提学使署督学，他暗中联络同志，与周凌卓、王庚先、暴质夫、李炯斋、杨勉斋等人，以中州公学为根据地，优级师范、东岳庙（今开封回民中学校址）为集会地点，商讨时政，酝酿革命。当时，河南风气闭塞，革命发展迟缓，他以启迪民智为急务，曾在开封鸿影庵街（今双龙巷）西头路西，自资开办醒豫阅报社、白话讲演所，还在相国寺内组织放映从日本引进的电影幻灯片，当时称“大写真”。利用这些场所和机会，进一步宣传同盟会的主张。

　　一九一一年秋，河南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夜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张钟端为起义军总司令，我祖父沈竹白担负政学界的联络工作。因奸人告密，起义失败，清军逮捕了主要领导人和同志多人，我祖父也遭逮捕。革命军总司令张钟端、敢死队总队长王天杰等十一人惨遭杀害，革命同志被查辑，大都逃亡星散，烈士遗体暴诸城外多日，我祖父与起义军参谋长周凌卓被营救出狱后，即不避艰危，戴上假发辩，以红十字会名义，将诸烈士遗体殓葬于开封南关官坊街义地。事后他的行迹被清何南巡抚齐跃琳侦知，并通缉悬拿，他只好星夜出走，绕道天津至上海。此举，后人“皆以粤之朱执信收葬黄花诸烈士目之。”（《中国时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所登《沈竹白烈士传》）。

　　民国成立后，我祖父即由上海返回开封，为解决辛亥十一烈士善后问题及建立起义纪念碑奔走呼号，向河南省议会上书陈请，并面见当时豫督张镇芳，提出拨款迁葬遗骨及修建烈士纪念碑的要求。一九一二年四月间，为同盟会河南分部主办之开封《大中民报》创刊题祝词：“《大中民报》成立，为诸同志贺，并为吾豫贺！”（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大中民报》）时同盟会内部出现分裂，若干变节分子及不坚定分子加入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统一党。为抵制这股逆流，我祖父与程仲雨、曾可楼、杜扶东、孙振东、陈伯昂、阎子固、毛叔弼、宋甲三、朱丹陛、马静生、侯季温、韩经亚、杨铭西、暴质夫、程午樵、李寅叔、林伯襄、张山甫、李慨卿、张宗周、李瑞庵等人发起组织河南社会党，租赁开封双龙巷路北一处房子作为事务所介绍同志入党。我祖父为振兴民族工业，筹资在开封东岳庙路北开办平民织染厂、太阳宫实习工厂，从上海引进新技术，聘请北洋工业学校毕业之聂维新为技水指导，织造布匹、被面等物，《大中民报》曾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四日以题为“实习工场可望发达”予以报道：“太阳宫实习工场为沈竹帛（白）君创办……沈君由沪上归来带有最新花样布十余种，聂君按式仿造维妙维肖，较之原货殆有过之，兼能独出心裁自出花样……有志实业者前途发达可操左券矣。”我祖父不仅致力于发展工业生产，而且重视人才培养，他捐资筹建开封工业学堂，毕业四班，成绩显著。

　　河南革命党人之喉舌《自由报》经费拮据，我祖父为之捐助资金。一九一三年春，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遇刺，全国哗然，我祖父时任洛阳火车站货捐局局长，他悲愤填膺，在洛阳杨某家中召集同志开追悼会，慷慨陈词，揭露袁世凯之反动行径，号召同志起来反袁。并为宋教仁撰挽联曰：“国会将成，先生遇害，未伸大志，未展大才，在九泉下安能瞑目？正凶已获，主使难逃，必揭其皮，必剖其腹，视五脏中究是何心！”我祖父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始终如一，为表明坚定之革命立场，曾于一九一三年初在开封《自由报》连续登载《声明》（《启事》）：“敬启者，鄙人经胡经武先生介绍入同盟会，已十余载矣。自同盟会归并国民党，鄙人即随归并，与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均无关系。前忽有人疑惑鄙人为统一党党员。鄙人素抱平民主义，岂有滥入宗旨不合党会之理。故不得不登报声明。”不久，孙中山发动了讨袁“二次革命”，据开封《时言报》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追述我祖父当时之革命活动时写道：“沈嘉炎，字竹白……民国二年与杨少万，刘培之同受黄克强委任，在郑、洛招待国民党国会议员，于二次革命号召同志，密谋河南独立……”。时河南在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张镇芳派出大批密探和军警，侦缉革命党人的行迹，稍有怀疑即令逮捕，洛阳人杨少万（杨瑾华）以行商作掩护，往来秦、豫、齐鲁之间进行革命联络，在山东周村被密探跟踪逮捕，解押开封。因杨案株连数十人，刘果（培之）、阎作霖（润苍）、杨体锐（子英）、刘庆喻（笠泽）、白鹤庚等先后被捕，由洛阳押解省城开封。因我祖父名重，张镇芳不敢贸然加以逮捕。乃先以“调动”为名，将他由洛阳调回开封。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开封《时事豫报》之《本城新闻》栏报道：“洛阳火车站货捐局局长沈嘉炎君奉令调省，新委该县货捐局长叶君清如……”。同月十六日，在一则新闻中即登出“……前洛阳货捐局局长沈嘉炎（字竹帛）昨早（十五号八句钟）亦因事被东区警察捕去。”我祖父刚直不阿，告同志说：“各国革命流血，譬之一盆；中国只有一杯，不亦甚易乎！”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坦荡胸怀。据我祖父学生李培之（开封邮电局已故老工人）回忆说：“沈竹白被捕后被秘密监禁，严加看管，以防劫狱，数天之后，开封军警联合会以‘该犯前在北洋暗结孙（中山）、黄（兴），此次湖口倡乱，复为西行党人东道主……’之罪名加以杀害。”我祖父就义是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农历正月初三日），时年三十六岁。开封军警联合会害怕有人营救，在行刑之日中断邮电。我祖父囚车赴刑场（孝严寺后）途中，头戴獭皮帽，身着黑呢子大衣，神态从容，频频向路旁群众点头告别，群众掩面而泣。杨少万亦同时被害。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我祖父灵柩安葬于开封东郊大花园村墓地，一九五八年因城建施工，随祖坟迁葬于开封西郊八顷五村北。基碑正面镌“中国国民党党员沈竹白烈士”。背面有传略。

　　我祖父一生广交游，轻财帛，把所有家产资助革命事业，为国家的兴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那“为国敢惜身”的精神永存人们心中。中原人民怀念他，曾有人写下了赞颂的诗章：

　　生禀异志，性同金石，榔铛甫卸，艰难何避，愤葬同志。不屈不挠，义帜再举，忠贞自矢，丹心碧血，永昭青史。

　　我祖父遗一子，名世祺，字东浦，为忆念祖籍浙江山阴县东浦镇而取名。受公费教育，于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河南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解放后任开封师范学院图书馆编目股股长等职；一九七五年病故。孙儿女凡六：思、毅、达、燕（女）、平、潜，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一九八七年四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