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武昌百年家史 [投稿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武昌百年家史

作者  周元培  摘自《家世春秋》2010新版有关章节

第一章  三代师爷

第三节   投奔胡帅报效朝廷

武昌位于长江中游，连同汉口、汉阳三镇统称武汉，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九省通衢。所谓“九省通衢”，交通枢纽也。通过水陆交通，武汉可与四川、陕西、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湖北九省相通。1279年（元朝的至元十六年），武昌（古鄂州城）已成为湖广首府，管辖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贵州的一部分。因此武昌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兵家必争之地。

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闹起“长毛”，建国号“太平天国”。太平军很快就席卷了大江南北，1853年（咸丰三年）占领了武昌，随即又沿江东下，势如破竹，直抵南京。三月，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改名天京）。1855年（咸丰五年）四月，太平军第三次攻占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清廷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代理）。胡林翼上任之后，开设幕府，广招宾僚，扩编“湘军”，开始了长达年余的围困武昌之战。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高祖父虽不是秀才，各种书刊也读了不少，平时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和胡林翼等人名望很高，是清廷重用的汉臣，也是读书人崇拜的偶像。高祖父最敬佩的人就是胡林翼，因为他文武双全，为官清廉，爱才惜才，为人机敏。听说胡林翼正在湖北“招兵买马”，在他用人之际，投到他的麾下，也是明智之举。于是，当了几年师爷的高祖父，决定投靠胡林翼。

高祖父背井离乡不远千里、展转来到胡林翼设在金口的大帐，金口在武昌西南约50里的长江南岸，1938年中山舰沉没地就在金口。那时武昌还在太平军手里，双方在武昌外围的拉锯战打得十分激烈。可见高祖父当年不畏艰险，投笔从戎，满腔热血，为报效朝廷而来。在胡林翼的幕府里，正需要这样成熟的文案人手，于是高祖父就留在文案处，负责掌管公文、书信等事宜。

1856年（咸丰六年）12月，太平天国天京内讧，武昌守军突围撤走，胡林翼乘机占领了武昌。清廷也以武昌克复，实授胡林翼湖北巡抚（代理转为正式）。胡林翼占领武昌之后，很快就肃清了湖北境内的太平军，开始整饬湖北军政吏治。此后，胡林翼又配合曾国藩，和太平军鏖战于九江和安庆两地。而高祖父就一直留在抚衙里，继续当文案师爷。

第五节   三代幕僚师爷世家

1857年（咸丰七年），“长毛之乱”波及浙江西部重镇衢州，威胁清军的后方，震动清廷。高祖父担心绍兴老家的高祖母无依无靠，恐怕战乱临头逃避不及。第二年，高祖父就请假回家，接来了高祖母和两位伯曾祖父。一家四口就在武昌蛇山南麓的玉枢殿乌鱼池2号（今后长街的先贤街）落了户。从此，高祖父就成了我们武昌周家的始祖。不久，高祖母又生了三曾祖和曾祖。下文为了照顾习惯，对祖辈们的称呼改为太爷、太奶、爷爷、奶奶等。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了圆明园。体弱多病的咸丰帝避往热河，次年八月，病死于承德行宫。六岁的同治帝继位后，西太后开始“垂帘听政”。

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朝廷与英法媾和，先后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同时，又开展了“洋务运动”。这就是“同治中兴”，挽救和稳固了腐朽的满清王朝。

根据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汉口被划为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在汉口设立了租界。从此，西方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内地。轮船开进了长江，西洋的东西渐渐多了起来，国人也大大开阔了眼界。可是，高祖父因为安家已竭尽了全力，穷师爷的家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大太爷来武昌以后，就开始跟高祖父学幕。学成以后，只身离家来到江西的瑞昌。

在周家第二代中，只有大太爷混得不错，他的绍兴乡音比较重，在瑞昌当了个名符其实的“绍兴师爷”。

瑞昌离武昌也就二百多里，每年都可以回家来呆些日子。后来，大太爷成了家，搬到城北双元巷老育婴堂11号（今楚材巷）。大太爷依然往返于鄂赣之间，两地生活。他有两个儿子，即大爷（早逝）和三爷（1874-1926）。

二太爷成家以后，搬到城北得胜桥，靠教馆（私塾）为生，他有一个儿子，即二爷。

三太爷和太爷那时候还小，和高祖父、高祖母住在一起。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就到了光绪年间，高祖父和高祖母渐渐老去，周家第三代已先后降生。

三太爷和太爷成家以后，仍然没有搬出去。三太爷有两个儿子，即四爷（1879-1924）和六爷（1883-1949）。

太爷周宗翰，也在家教馆，有两个儿子，即爷爷(1881-1938）和七爷(1885-1949)。

三爷、四爷和爷爷长大以后，先后去江西跟大太爷学幕。后来，三爷和四爷都当上了县官，可见祖孙三代，是一代比一代有出息。

第六节    黄鹤楼被大火焚毁

1884年（光绪十年），爷爷三岁时，高祖父去世了。就在那一年八月，蛇山矶头的黄鹤楼被一场大火烧毁了。黄鹤楼1856年（咸丰六年）曾经毁于战火，1868年（同治七年）复建。在周家的院子里，仰望黄鹤楼，巍峨壮丽。可惜只存在了十六年，又毁于这一场大火。

焚毁前的黄鹤楼

那一天傍晚，江边刮起了大风，火舌裹着黄鹤楼向南倾倒，山下沿江一带有二百多家民房也被烧毁。冲天的大火照亮夜空如同白昼，炙人的热浪扑面而来，灰烬落满了房顶和院子。饭后乘凉的人们慌恐地从家里跑出来，远远地望着火场，议论纷纷。在官兵和洋龙队（即消防队）的奋力扑救之下，大火于当夜息灭，人们才陆续返回家里，可是那二百多家居民就无家可归了。从此，蛇山上就再也见不到黄鹤楼的踪影了。

黄鹤楼的焚毁，也预示着周家的衰落。四年后，高祖母也去世了。又过了两年，爷爷九岁了。三太爷和太爷因娇生惯养而体弱多病，还不到三十岁就相继去世了。三太奶和太奶双双守寡，每人带两个孩子，孤儿寡母守着老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境，很快就衰落下来，已变得十分贫寒了。

第七节   太奶扶养两儿一侄

三太奶身体虚弱，艰难度日。四爷十三岁那一年，比他大五岁的三爷已学成出师当了师爷，三太奶就让四爷也去江西跟大太爷学幕。没想到第二年，三太奶就去世了。三太奶在临终之前，将十岁的六爷托付给朝夕相伴的太奶。后来，我们周家就有了“太奶扶养两儿一侄”的传说。

爷爷、六爷和七爷三兄弟从小在一起长大，关系比较亲密。多年以后，人们一直以为这兄弟三人都是太奶一人所生，以至于五、六、七房的晚辈们也相处得比较近，恐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太奶的娘家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家境比较殷实，但是太奶不愿意靠娘家的接济度日，熬到爷爷十三岁时，也只得让他去江西学幕。这一走，老宅就越发凄凉了。

太奶乐观能干，讲究卫生，主张妇女天足。自从她当家后，改变了周家几代人的陈规陋习。所以，爷爷兄弟三人的身体都比较健康，勤奋好学，不近烟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太爷去世后，继续主持家里的私塾，请得胜桥的二太爷来兼顾孩子们读书，免得中断学业。后来，武昌成立了“不缠足会”，太奶就是个积极份子。那时，周家已经从一个落后的旧式家庭，逐渐地变成一个较为进步的新式家庭。这其中，太奶是功不可没的。

太奶对“师爷”这个行当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难得有出头之日。因为生活艰难，让爷爷去学幕，实在是出于无奈。

光绪年间，三爷、四爷和爷爷先后去江西，跟大太爷学幕。学成以后，三爷留在江西，四爷回到武昌，后来又去了宜昌。

1898年（光绪廿四年），爷爷回到武昌，进入巡抚衙门的文案处，继承了高祖父的衣钵。所以爷爷就是周家的第三代师爷。不久，赶上了改朝换代，爷爷也就成了中国的末代师爷。

第八节   兴办洋务裁撤抚衙

1889年八月（光绪十五年七月），在广州积极筹办洋务事业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到任后，大力兴办洋务企业，推行新政，办工厂、修铁路、兴学堂、练新军和开拓市政建设，发展武汉的商务。

湖北的经济，在胡林翼去世以后，几乎停滞了近三十年，如今又恢复了大发展的势头。市场繁荣了，交通也方便了，周家切身感受到武昌城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张之洞在武汉十七年，开创了武汉近代化的进程，迅速推动了武汉城市的崛起。

1898年（光绪廿四年），因同城督、抚不和，湖北巡抚曾一度被裁撤。可时隔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湖北巡抚又恢复了。在任近十年的湖北巡抚谭继洵，因其子谭嗣同被杀，遭到连坐革职，继任曾铄因热心变法也被革职。次年，湖北巡抚换了于荫霖。

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推行新政，削减行政官员。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都被淘汰了。唯有文案处，还保留了一些“绍兴师爷”。

湖北巡抚于荫霖之后又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巡抚是端方，在任三年。1904年12月(光绪三十年十一月)，端方离任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兼管，湖北巡抚正式裁撤。文案处精简后，并入湖北布政使司（藩署）。爷爷的事务照旧不变，但是上班的地点离家近多了。

抚署在城北胭脂坪，藩署在城北司门口，而周家在城南后长街，中间隔着蛇山。当年只有一个鼓樓洞，连通蛇山南北，交通十分不便。从家里出来，经长街（今解放路）往北，穿过蛇山鼓樓洞，就到司门口。鼓樓洞因山洞上方有鼓楼而得名，1935年扩建长街时被拆除。再从司门口往东，走到胭脂坪，才到巡抚衙门。1904年(光绪三十年)端方离任前，命张彪带领士兵在巡抚衙门和阅马场之间又开凿了一个蛇山洞，缓解了蛇山南北紧张的交通，可是不久巡抚衙门就裁撤了。四年后，在巡抚衙门旧址，创办了湖北法政学堂。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总督也换了，最后是瑞澂。

蛇山矶又建奥略楼

高祖父在世时，时常念道胡林翼当年对湖北所做的贡献，如数家珍一般。太奶记得非常清楚，她再转述给爷爷们，后来又转述给姑妈们，太奶和爷爷们也常常把张之洞比作胡林翼再世。1907年张之洞调京后，他的门生和僚属就在蛇山原黄鹤楼旧址又建起一座风度楼，以纪念张之洞的离去，后来张之洞把风度楼改名为奥略楼，并提写了匾额，但老百姓仍习惯称其为黄鹤楼。

建楼期间，周家不但捐了款，爷爷几乎每天下班路经鼓楼洞时，都要绕到蛇山矶头去看看，太奶也兴冲冲地去看过几回。该楼建成时，正值父亲过周岁生日，在周家的院子里，仿佛又看见了24年前那座漂亮的黄鹤楼。太奶大哭了一场，她想起了高祖父母、三太爷夫妻和可怜的太爷，也回顾了那几年不堪回首的困苦岁月。

1955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奥略楼被拆除，蛇山矶头也不见了。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仍然是见证周家历史的标志。

总结张之洞在治理湖北的十七年，兴洋务、办实业，发展湖北的经济，固然是他的主要功劳。而编练新军、选派优秀青年赴日本学习军事，歪打正着，办了一件他自己也万万想不到的大好事。正是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又在新军中埋下了革命种子。从而在辛亥年新军武昌起义，一夜激战，推翻了满清王朝。所以孙中山曾经说过：张之洞才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正是张之洞在湖北的十七年治理，打下了武昌起义成功的客观基础，挖掘了埋葬满清王朝的坟墓。因此，在张之洞死后，继任瑞澂发现湖北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已成革命党，张之洞的助手吴殿英自然难脱干系，于1910年被撤职查办，同时瑞澂也加紧了在新军中整肃革命党。

第二章  民国将军

第一节   报考湖北武备学堂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湘军、淮军也溃不成军。朝廷在震惊之余，开始吸取失败的教训，各省纷纷编练新军，开办武备学堂，着手改变军队的落后状况。那时，老百姓也同仇敌忾，尤其是年轻人，掀起了一股参军报国的热潮。

1896年8月（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建湖北近代第一所武备学堂，蔡锡勇任总办，吴殿英任总教官。次年正月，武备学堂正式开学。

武备学堂设在武昌黄土坡(今首义路),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招收十八岁以下、文理通顺、身体健康的官绅百姓子弟为学员，每期录取一百二十名，学制为两年半。学员一律公费，衣食、书籍由学堂供给，另外，每月还发给赡家银4两。成绩优秀的学员还有官费出国留学的机会。

蔡锡勇去世后，在吴殿英专心经营下，湖北武备学堂名噪一时。兵部侍郎铁良在视察全国各省武备学堂之后，曾经说：“武备学堂之规模宏富，条件精详，成材多而功用著者当以湖北为最”。

随后, 张之洞又派几名得力官员赴日本考察军事。考察团主要成员中，除了组建湖北新军和湖北武备学堂的总教官吴殿英之外，还有湖北新军中的军官张彪和黎元洪。后来，张彪升第八镇镇统，黎元洪升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兼武备学堂总办。

1900年（光绪廿六年），六爷十七岁，七爷十五岁，但七爷个子稍高些，看不出他俩谁大谁小。太奶要他俩都去报考武备学堂，为此已在巡抚衙门文案处当差的爷爷将周家的原籍山阴改为湖北籍，因为武备学堂只招收湖北籍学员，外省籍学员则不能享受公费待遇。通过考试和体检，二人都被录取入堂。当六爷和七爷穿上学员制服，准备离家时，太奶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舍。虽然武备学堂离家只有二里地，但是六爷和七爷只能等到星期日，才能回家。爷爷很羡慕两个弟弟，也曾经想去当兵。但是作为长子，不能撇下老妈不管，只好继续留在官府挣钱养家，忠孝不能两全嘛。

1902年（光绪廿八年），六爷和七爷都在湖北武备学堂的第二期修业期满。因为成绩优异，被批准官费出国留学。六爷被派往德国，七爷被派往日本。太奶的心思没有白费，终于心想事成。

六爷和七爷毕业后不久，武备学堂和设于武昌大都司街的湖北防营将弁学堂合并改办为湖北武高等学堂。1906年改名为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校址仍设在黄土坡。1910年秋，在学员全部毕业后停办。黄土坡校址改办为湖北陆军测绘学堂，直至辛亥起义。

两个弟弟出国以后，家中就剩下太奶和爷爷，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太奶的决策改变了周家三代师爷的命运，培养了两位将军。而且，也没有辜负三太奶的托付，把六爷培养成才。但是太奶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两儿一侄一个在武昌、一个在日本、另一个在德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党，都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了。

第二节   七爷留日入同盟会

1900年（光绪廿六年），发生了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练义和拳可以刀枪不入的神话，在洋枪洋炮面前被彻底粉碎。中国的军队也根本不堪一击，拱手让出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只好挟持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避难。第二年，朝廷就废除了武举制度，大量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术，加速军队近代化的建设。

甲午战争之前，陆军留学生主要派往德国学习步兵。从这以后，就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这些留学生来到日本以后，先在预科学校学习一年多到三年，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资格，入日本联队（团级）实习一年，然后再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学校，和美国的西点军校齐名，学制是一年半，分步、骑、炮、工、辎等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1877年成立，截至1905年，已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八十多名大将。因此，当年中国有志青年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

七爷周斌，字远村。来到日本以后，首先进入设在东京都新宿区河田町的振武学校（今东京女子医大）学习了三年。

振武学校的生活和武备学堂相比，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但是慢慢就习惯了。这是日本军人锻炼身体和磨炼意志的必修课，其实大多数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了不怕饥寒的忍耐力，作为军人，更是要弘扬尚武精神。

在日本，有很多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所以，除了日本教官以外，留学生很少和日本人交往。和七爷一起入学的湖北同学不少，常常在一起，也比较谈得来。对于官府出钱供他们留学，他们都毫不领情。

入学的第一年，1903年4月，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国内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俄国霸占中国领土的野蛮罪行。4月29日，在东京的500多名中国留学生也举行了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七爷参加了集会，并签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由湖北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赴日本振武学校留学的蓝天蔚担任队长，每天进行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前线。清廷获悉后，照会日本政府，强令解散了学生军。

1904年，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暴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称为日露战争）。清廷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而多数国人则暗中助日抗俄。1905年，日本大获全胜。留学生们亲身体会了日本在各方面的进步，就更加痛恨满清王朝的腐败。

日俄战争的结局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学生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份向往日本的君主立宪，一部份则倾向暴力推翻满清。七爷属于革命派，和几名同乡（蒋作宾、刘一清、程守箴、姜明经、唐克明等）在日本樱园结成了同盟会，宗旨就是推翻满清王朝。

这时，孙中山的活动重点也由会党转向留学生，从而使革命派的力量空前壮大。

1905年7月30日（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孙中山和黄兴在东京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的家中，召开了预备会议。到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主要成员和留学生中革命团体的代表，共70多人。

在预备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议通过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七爷和蒋作宾、刘一清同以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预备会议，和全体与会者一起签署了盟书，宣誓加盟。（同一天宣誓加盟的湖北籍留学生，有枝江时功玖，罗县涂宗武，安陆耿觐文，麻城余诚，武昌周斌、刘一清，黄州刘通，黄梅李叶乾，南漳陶风集，随州王家驹，应城蒋作宾，襄阳陶德瑶，阳新曹亚伯，黄冈李四光，蕲州田桐，黄陂范熙绩，罗田叶佩薰、许纬、匡一和湖北刘树湘等20人）

8月20日下午，在东京金弥子爵的住宅，又召开了300多人的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件事情决定了七爷今后一生的命运。

七爷在振武学校结业以后，分配到日本近卫野战炮兵联队实习了一年。在联队的实战训练就是演习，假想敌就是俄国或清国。留学生心中非常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06年(日明治39年)12月，七爷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校长南部辰丙少将）。从本期开始，学校把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开，单独成立了中国留学生队。因此，本期原为十六期，就改为中

位于东京市谷台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国队第四期。本期共有留学生83名，其中炮兵科20名。一年半之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5月，本期留学生83名全部毕业回国。

（和七爷一起回国的湖北籍士官生共35名，他们是：

步兵科18名：应城蒋作宾，阳新石星川，德安吴祉贞，新洲程守箴，武昌刘一清、窦洪胜，

蒲圻覃师范，汉阳金永炎，恩施吴经明，施南沈尚朴，宜昌高佐国，枣阳王家驹，荆州裕宽、

祺昌、张明远，郧县赵康时，建始何佩瑢，襄阳陶德瑶；

炮兵科10名：武昌周斌、邵保、马袒全，荆州噶勒炳阿、刘燮元，黄冈姜明经，孝感朱兆

熊，汉阳沈郁文、童序鹏，安陆熊祥生；工兵科 3名：汉川刘绳武，荆州双祥、那玛善；

骑兵科 3名：荆州庆芳，洪湖唐克明，汉阳山有升；辎重科 1名：京山萧鸿升)

前几届毕业生都受到总督张之洞接见，可是这一届没赶上，因为张之洞已在上年调京。七爷回国后，只到抚院街拜见了总教官吴殿英。七爷在学堂时，吴教官对从小失去父亲的六爷和七爷两兄弟爱护有加，形同慈父一般。可是新任总督瑞澂重用张彪，排斥吴殿英，因此对回国的士官生存有戒心，大部分都分配到外省。七爷本想留在武昌加入黎元洪的湖北新军，也未能如愿。

第三节    九江起义二次革命

七爷出国七年，回国时，已经廿三岁了。这时，爷爷已经娶妻生子，于是，太奶又忙着操办七爷的婚事。婚后，七爷在家呆了一年。可惜，第二年，七奶在生下光珩姑妈之后，死于产后出血不止。七爷悲伤不已，把光珩姑妈交给太奶，自己和三爷一起去了江西。所以，光珩姑妈是从小由太奶带大的，我在南京时叫她大姑妈。从此，七爷常年奔波于军旅之中，难得回一趟武昌老家。

1909年(宣统元年)，三爷通过他在九江的朋友，把七爷安排到新军第廿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担任炮兵教习。七爷来到新军以后，发现有不少日本士官校的同学也在新军服务，他们都是同盟会员，于是七爷很快就投入了反清革命的宣传和策动工作。

1911年10月，蒋作宾从武昌来九江。蒋作宾和七爷一起从日本回国，他到北京报到以后，在全国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中名列第二，受到清廷陆军大臣荫昌的重用，官至陆军部军衡司司长。

蒋作宾借整编旧军队之机，淘汰一批旧军官，暗中安插大量同盟会员和军校毕业生。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清廷的军队，基本掌握到革命党手中。可惜，武昌起义中断了这个计划。

蒋作宾当机立断，利用清廷调兵围剿武昌起义军之机，到各地去组织兵力支援起义。这次来九江，目的是发动九江新军起义，然后，拉上起义队伍去支援武昌。

蒋作宾到九江不久，见到七爷，惊异道：回国两三年，到处打听不到你，原来你躲在这里。七爷说，回国后没去北京报到，又因夫人去世，在家耽搁了一年多，……

1911年10月23日(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新军第廿七混成协起义，成立了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6日，李烈钧（日本士官校六期同学）回到九江，担任了军政分府总参谋长。蒋作宾就介绍七爷到李烈钧的手下担任了参谋。11月，李烈钧临时组织了一个七人参谋团去安庆处理军务，蒋作宾和七爷都去了，李烈钧到安庆后就任了安徽都督。

按蒋作宾提议，李烈钧又带兵增援武昌，担任了五省联军总司令。不久，蒋作宾去南京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李烈钧在武汉任职三个月，七爷趁机到家探望，这时，大姑妈已经会走路了。

1912年，七爷在家度过了民国成立后已经废除的旧历新年，又去抚院街看望了病中的恩师吴殿英（吴殿英就是吴祖光的祖父，1910年被清廷撤职查办后病倒，1913年去世，年仅49岁）。

3月，七爷随李烈钧回到南昌，李烈钧就任江西都督，派七爷担任教官，将陆军速成学校改办为讲武堂，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

七爷因未去陆军部考试备案，未在清廷担任任何官职，因此无缘授予晚清制定的军衔。1912年8月，北洋政府公布新的《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后，开始重新授衔。1912年11月26日，七爷才被陆军部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时，蒋作宾已经是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次长了。

七爷虽然已经廿七岁了，但长得少性，看上去还是学生样。给人的印象是不够闯荡。他的文质彬彬和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反差太大，很不适合于带兵打仗。在南昌军校当教官是七爷的强项，发挥了他的专长。因此，七爷只是个从事军事教育的文职军人。

1913年5月，袁世凯下令免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收买了李烈钧的部下、第1师师长欧阳武，任命他为护军使，并代理江西都督。欧阳武也是七爷在日本士官校的同学，九江起义前，李烈钧、欧阳武和七爷都在廿七混成协当过军官。李烈钧派七爷到九江，探知欧阳武已存二心，只好宣布下野，只身去了上海。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等人推举李烈钧担任讨袁总司令。于是，李烈钧又从上海回到湖口，准备发动湖口起义。7月12日，七爷和集结在湖口的一些年青军官们，跟随李烈钧参加了湖口起义，掀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是终因兵力相差悬殊，7月25日，湖口被袁军攻陷，8月，南昌陷落，二次革命遂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等大部分国民党的领导人流亡日本，留在国内的国民党人也偃旗息鼓，酝酿再起讨袁。在此期间，七爷曾应姜登选之邀，前往东北陆军讲武堂，担任炮科班主任。后来又接任江阴要塞司令等职。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陆军部又派七爷当了一年总统府的侍卫武官。在军阀连年混战之际，七爷走南闯北，在哪也呆不长久。有时在北京兄长的家中住些日子，有时回武昌老家住几个月，陪陪老母和女儿。

第四节   六爷留德宣誓入盟

端方是满族官员中的洋务派，他和张之洞不同的是：张之洞极力主张派学生赴日本留学，而端方则主张留学欧洲。

1902年(光绪廿八年)，端方从湖北各学堂中选派了42名毕业生出国，其中留学德国18名（姚家振、周树廉、文钦、源发、际彪、扎克丹、恩崇、王发科、朱和中、哲筠、阎维纯、杨祖谦、李人铎、锦铨、吴连庆、善明、宾步程和马德润），留学法国和比利时24名。1903年4月从上海出发，由驻布鲁塞尔的阎海明兼任欧洲留学生的监护。

同年，张之洞又从陆师学堂选派了8名毕业生赴德留学（张一爵、解朝东、倪谦、吴保锷、高孔时、刘祖尧、李均南和缪庆禧）。

1904年3月，又有10名从武昌不同学校选拔的学生（王相楚、曹宝恕、刘家全、钱祖元、恩康、陈康时、周大椿、张九睢、占魁和金海），在詹贵珊的监护下离开武昌，经上海、巴黎和布鲁塞尔抵达柏林。

留德学生一般分散居住在柏林和夏洛腾堡的市民家中。德国联邦档案馆保存了一份文件，详细记载了这两年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居住地址。名单如下：

杨祖谦Charlottenburg，Friedrich-Karl-Platz 10

李人铎Halensee，Westfalische Str. 57

吴连庆Potsdam，Lennéstr. 76b

善明Mittweida，EuropaischerHof

宾步程Berlin，Werftstr. 13 II

马德润Berlin，Kalckreuthstr. 15

丁文玺Potsdam，Kurfürstenstr. 3

萧安国Charlottenburg，Bleibtreustr. 40

松俊Halensee

恩崇Rixdor，f Kaiser-Friedrich-Str. 31

王发科Berlin，AnsbacherStr. 42/43

姚家振Niedersch nweide， Sedanstr. 4

文钦Charlottenburg， Schlüterstr. 17

哲筠Berlin，LübeckerStr. 41

源发Charlottenburg，Bismarckstr. 22b

周树廉Grunewald，Hubertusallee 48

朱和中Berlin，Lessingstr. 36

恩康Berlin，LübeckerStr. 43

曹宝恕Charlottenburg，Uhlandstr. 147

刘家全Berlin，PassauerStr. 37a

占魁Charlottenburg，Uhlandstr. 160

周大椿Sch neberg，Kaiser-W ilhelm-Platz 2

金海K penick，Kaiserin-Auguste-Viktoria-Str. 28

王相楚Berlin，Burggrafenstr. 13

钱祖元Sch neberg，Kaiser-W ilhelm-Platz 2

陈康时Charlottenburg，Leibnitzstr. 65

张九维Berlin，Tauentzienstr. 18

从名单中看出，六爷周树廉（字季介）和大帮同学不在一起，单独住在柏林西郊的格鲁尼沃尔德公寓48号。当年，格鲁尼沃尔德是个郊区小镇，周围有一片森林和湖泊，风景非常优美。小镇里的房子大部分是别墅，是富人们居住的地方。有公路和铁路穿过，交通十分便利，现在这里是柏林最大的市内公园。

格鲁尼沃尔德火车站

到德国以后，六爷和朱和中等人进了德国陆军步兵学校。后来，六爷又转入柏林兵工大学，学习炮械。六爷从兵工大学毕业以后，又来到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市，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和工作。

克虏伯兵工厂生产大炮的车间

1904年，孙中山来到德国柏林。在朱和中的住处，有二十几个留学生宣誓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六爷即其中之一。没想到放在孙中山皮包里所有的宣誓书都被人盗走，大家决定等孙中山成立机关时再重填。可是，朱和中等人忘记通知六爷。所以。六爷并不知情，后来也就没有再填。经过这次意外的变故，在欧州留学生中，有不少已经宣誓加入同盟会的同志，在会员名册里就被遗漏了。事隔多年，有些人已难于查找了。

六爷在德国呆了近十年，生活比较艰苦。1909年，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已回国，湖北的留学生只剩下11名。这时，国内已停发每月320马克的官费，六爷在克虏伯兵工厂靠打工赚得生活费，同时还要攒够回国的路费。

1912年(民国元年)3月，六爷才回国。这时，国内已经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了。朱和中、贺子才等人都很了解六爷的为人和经历，所以，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时，他们就为六爷出具证明，承认了他的同盟会籍，登记入党了。

第五节    一见钟情姻缘美满

六爷从小失去父母，由于太奶的呵护，享受官费留学，终于疗愈伤痛。参加同盟会后，发奋为革命而学习军事。没想到流落异国他乡，后几年无人过问，再次当了孤儿。回国看到满清王朝已被推翻，深感自己已被抛弃，成了无用之人，受到沉重打击的六爷已心灰意冷。

六爷从德国回到上海以后，在爷爷家中住下。爷爷对六爷的遭遇十分同情，劝六爷想开，在上海散散心，权作再次“疗伤”。于是，六爷就在上海闲住了一年。有一次，“南社”的柳亚子邀请爷爷兄弟二人节日到愚园游玩，碰见上海爱国女学毕业的李昭。六爷和她一见钟情，二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六爷的伤痛很快就疗愈了。后来，就在柳亚子等人的撮合之下，二人订了婚。不久，回武昌完婚，她就成了我的六奶。这一年，六爷已经三十岁，六奶比他小十岁。

六奶人长得漂亮，给周家带来不少光彩。自从六房确立后，太奶就叫六奶当家，因为六奶有文化，又善长烹饪，太奶特别爱吃她做的菜。六奶在武昌生了三男一女，长子光帅聪明伶俐，深得太奶欢心，可惜早逝，长女就是光楣姑妈，我叫她二姑妈。

六爷回国以后，主要在一些杂牌军队中担任参谋。他在德国学的那些洋玩意儿，都派不上用场。所以，六爷一直也得不到升迁和重用，从此郁不得志（直至1937年才被授予陆军少将）。但是在杂牌军里当参谋，就经常有机会回家。所以，太奶有六房陪伴，得以享受天伦，安度晚年。

六房和太奶的感情胜过五房和七房。因为自辛亥年以后，五房就搬走了，七爷又常年在外奔波，只给太奶留下一个没娘的孙女。太奶在去世前，和六房在一起生活了十六年。六爷对太奶很孝顺，太奶也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

第六节    保送日本陆军大学

1917年，七爷被陆军部保送日本，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第32期，完成了高级军事人才的深造。

日本陆军大学位于东京的千代田区，主要培养参谋和高级军官，并从事军事研究。报考资格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部队有两年以上经历、未满30岁的中级军官（中国留学生不限制年龄）。学制为步兵、骑兵三年，炮兵、工兵为两年。

东京千代田区日本陆军大学正门

七爷1917年12月入学，1920年11月毕业。和七爷一同入学的中国留学生有5人，上一期有2人，下一期有3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士官校的同学和同盟会员。

第31期（1916年12月9日入学，1919年11月26日毕业）

湖北应城 张华辅 陆士六期士官生 同盟会员

广东梅县 黄慕松 陆士六期士官生 同盟会员

第32期（1917年12月10日入学，1920年11月22日毕业）

湖北武昌 周  斌 陆士四期士官生 同盟会员

浙江绍兴 陈　仪 陆士五期士官生 光复会员

湖北襄阳 朱绶光 陆士六期士官生 同盟会员

奉天辽中 王树常 陆士八期士官生

浙江诸暨 顾清选

第33期（1918年12月11日入学，1921年11月28日毕业）

浙江丽水 端木彰 陆士六期士官生

浙江嘉兴 葛敬恩 同盟会员

福建闽侯 萧叔宣

和七爷同时赴日学习军事的还有方鼎英（陆士八期士官生 同盟会员），方鼎英先后入东京陆军炮工学校、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

1920年12月，七爷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

1923年4月13日，七爷被陆军部晋升为中将。

1924年，七爷在武昌老家赋闲。廖仲恺邀请方鼎英到黄埔军校去担任教育长，方鼎英因在家养病，不能前往，于是推荐七爷、张华辅和黄慕松为教育长的人选。后来，因汪精卫介绍邓演达少将担任了教育长，此事作罢。

1925年8月，由士官校同学何成睿推荐，时任湖北督办和省长的蕭耀南（就是制造二七惨案的那个蕭耀南）指派七爷代表湖北省参加了北洋政府国宪起草委员会，12月结束。

第七节    黄埔军校参加北伐

    方鼎英病愈以后，到黄埔军校担任了入伍生部中将部长。1926年冬，黄埔军校成立了高级班，培养各级军事指挥机关的幕僚人员，并打算以高级班作为基础，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充为陆军大学，于是七爷和黄慕松分别担任了高级班中将主任和副主任。张华辅则担任了教授部少将主任和训练部副总监。当年在日本陆大留学的十几名同学几乎都在黄埔担任了教官。后来方鼎英又代理了教育长和校长。

1927年冬，方鼎英辞去军校任职，组织了新编第13军，七爷任参谋长，黄慕松任第一师师长，由广东出发，参加北伐。

1928年，新编第13军开抵南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46军。不久，方鼎英接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的总指挥，由七爷代拆代行46军军部，继续北伐，沿津浦线一直打到北京。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开始裁军。第1集团军的13个军缩编为13个师，七爷改任第5师的参谋长。还没等上任，七爷又调任陆军大学教育长，从此离开部队。

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任黄埔军校教官名单

张华辅	湖北应城	第5期教授部主任
端木彰	浙江丽水	第6期教授部副主任
陈　仪	浙江绍兴	第7期军事指导委员
周亚卫	浙江嵊县	第7期军事指导委员
黄慕松	广东梅县	第7期军事指导委员
梁广谦	广东南海	第1－2期战术教官
顾清选	浙江诸暨	第4－7期高级编译官
罗　张	江西赣县	第6－9期工交兵科长
葛敬恩	浙江嘉兴	第7期军事指导委员
周　斌	湖北武昌	黄埔军校高级班主任
萧叔宣	福建闽侯	华北军校校务委员
何成璞	吉林双城	第9期步兵科少将科长
徐祖贻	江苏昆山	第八分校中将主任
盛世才	辽宁开原	新疆[第九]分校主任
王　俊	广东澄迈	第1－3期教官总队长
吴　石	福建闽侯	高教班高级教官
林薰南	湖北黄冈	第4期教官高级编译官
萧其昌	福建闽侯	第7期少将战术教官
叶剑雄	广东文昌	第7期中校主任教官
林振雄	广东惠阳	第1－7期委员教育长
孙元良	四川华阳	第16期教育处代处长

 

第八节    接办北洋陆军大学

北伐结束后，部队在北平集结待命，七爷住在爷爷家。正值六爷来信告知太奶病重，于是七爷就和爷爷一家回武昌探母病。

七爷是太奶最心疼的小儿子，因长年奔波于军旅之中，难尽孝心。北伐统一中华以后，七爷本想回家来光宗耀祖，报答太奶养育之恩。没成想七爷到家不久，太奶病逝，不禁悲愤万分。

部队缩编以后，七爷调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六爷也被聘为编译处主任，一起来陆大报到。他俩经常到爷爷家中相聚，兄弟三人沉浸在太奶病逝的悲痛之中。

1928年8月，蒋介石派刘光接办了北洋政府的陆军大学。经过四个月的筹备，首先将第八期复了课，随即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招收第九期学员。陆军大学由蒋介石兼任校长，黄慕松任代理校长，七爷任教育长。

原第八期学员多系东北军军官，蒋介石急于培养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不待第八期学员毕业，就提前招收第九期学员。同时，为吸收部队缩编下来的高、中级军官，又增设了特别班，与第九期学员同时入学。

八、九、特三个班，第八期约80人，第九期和特一期各120人。学校班次增多，原崇元观校舍不敷应用，第九期学员只好改在祖家街原陆军测量学校授课，特一期另在新街口原航空署旧址授课。

陆军大学对学员的管理，一向都很放任。大多数学员带着家眷，在市内租房住宿，不便于管理。学员的状况更是五花八门。论级别，由中尉至上将；论职务，排长至军长；论年龄，20岁至40岁以上；到学校上课，有走路的、乘电车的、坐黄包车及骑自行车的，也有坐小汽车的。

黄慕松雄心勃勃，决心采取整顿措施，实施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可是事与愿违，反而引起学员的厌烦和强烈不满。矛盾激化的结果，部份学员挑起所谓“倒黄风潮”，罗织罪名，诬蔑黄慕松，向蒋介石告御状。

身为教育长的七爷，尚未摆脱丧母之痛，往返几处校舍，已疲于应付。面对学员派系、成份复杂和纪律松懈的现状，当然支持老同学黄慕松整顿纪律，但认为方式欠妥，也不应操之过急。

在“倒黄风潮”中，七爷的消极态度，引起另一部份学员的误解，认为是七爷为争权而鼓动风潮倒黄，把屎盆子全扣到七爷头上。可见和事佬越是不想得罪人，就越会得罪人。

特一期学员曾其清撰写的《中国国民党接掌陆大初期的情况》，介绍了当年他在陆大的所见所闻，其中单列一段，小标题为“倒黄代校长风潮真相”，详细描述了“倒黄风潮”。可惜所举事例均系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而第九期学员杨焜撰写的《北平陆军大学第九期回忆》，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况。

（曾其清，广东梅县人，曾任第1集团军第3军7师参谋长，部队缩编后，保送陆大特一期学习，1947年辞去少将军职，1948年8月加入农工民主党，为中共从事策反工作。1972年5月12日在广州病逝。杨焜，湖南邵阳人，1948年任廖耀湘兵团参谋长兼新编第3军副军长，在辽沈战役中被俘，1975年逝世）

北洋奉系军阀留下的烂滩子，原有的教官，大多是陆大前几期的毕业生，上课照本宣科，枯燥无味，这也是造成学员纪律松懈的原因之一。因此首先要改善师资，聘请外国教官，提高学员对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学员都是带过兵的军官，纪律自会慢慢好起来。

七爷在《近世战术之趋势》一书中，曾强调关于“纪律”的现代观念，大意是“纪律”要从“他律”进化到“自律”，才能达到百战不殆的目的。所谓“压服”不如“心服”，学校缺少好教官，也难怪学员不买你的账。

（七爷的著述之一《近世战术之趋势》，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行，1928.11出版）

于是七爷多次请示校长蒋介石，尽快解决师资问题，并且推荐了一些外国教官。特一期开课后，七爷知道时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的杨杰讲《大军统帅学》讲得好，就邀请杨杰来陆大客串讲授，学员们很感兴趣，课堂纪律也明显好于其它。可惜不久杨杰调任总参谋长，参加蒋桂战争，等打完仗回来，这学期已快结束了。

蒋介石接到告状的电报，来陆大训话。大意是“你们现在是最高军事学府的学员，将来是高级幕僚和高级将领，负担国家的军事重任。在学校不但要学习高深的军事学术，还要做好品德修养，才能在军队中起模范领导作用”云云。蒋校长走后不久，聘请的几十名外国教官纷纷到校，学员也把心收回来了。

1929年7月，黄慕松离职和七爷代理不过是暂时的工作调动。1929年8月，黄慕松任军委参谋部测量总局局长，历时一年，首次出色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黄慕松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不久奉派出国参加有关会议。1930年，黄慕松回校，继续代理陆大校长，直至陆大南迁。从1928年到1931年，黄慕松和七爷在陆大的职务从未改变，教育长代理校务也无可非议，何来“鼓动驱黄、取而代之”？

1930年5月，蒋冯阎李的中原大战打响，至10月结束。这一年，特一期的学员自动回原部队参战，也不请假，完了以后，又回到学校上课，来去自由，蒋介石无暇顾及，七爷也无可奈何。

1930年11月，陆军大学第八期学员毕业，仗也打完了，学校才逐渐走上正轨。

1931年秋天，日本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学校又“乱套”了，这次是抗日爱国行动，但是时间不长。10月，第九期和特一期的学员都毕业了。

纵观陆大首期这几年，办学受到极大干扰，势所难免。接下来，陆大奉命南迁，七爷主持搬迁工作，推迟了第十期学员的招生。

陆军大学南迁后，新校址设在南京汉口路薛家巷的妙香庵和暨南大学的旧址。校长由杨杰接任，新招第十期于4月份开学，六爷继续担任编译处主任，七爷则调任炮兵学校校长。

第九节    炮校校长南京成家

1931年12月5日，陆军炮兵学校在南京正式成立，12月15日第一期开学，不久，教育长代理校长张亮清调走，七爷担任了校长，李端浩为教育长。当年，七爷在日本学的就是炮兵。现在，又当了一把手。于是，就一改在陆大时当好好先生的作风，认认真真地大干了几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炮兵实战指挥人才。

1933年上半年，炮校陆续举办了要塞炮兵军官训练班、野战炮兵观测军官训练班、陆军炮兵团干部训练班和军政部附设的蹄铁训练班。军马管理是炮校的重要课程，所以，七爷还兼任了蹄铁训练班的班主任。

1933年6月，在南京东郊的汤山，建成幅员辽阔、设施齐全的亚洲第一炮兵靶场。

1934年7月，汤山炮校的新办公楼和东、西炮兵营房相继竣工，一所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炮兵学校基本建成，炮校陆续从南京丁家桥迁入汤山新校舍。

汤山炮校模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布局，小山坡上有办公大楼，建筑风格为希腊多立克式，门前有六根大立柱，楼顶有尖顶形大钟楼。学校大门为三开间式，高9米，宽14米，非常有气势。

汤山炮校的大门，现已改名南京炮兵学院

汤山炮校建成后，七爷调军事委员会任高级参谋，由邹作华接任炮校校长。

1936年1月25日，南京政府再次授予七爷为陆军中将。

七爷来南京以后，经人介绍，和苏州的汪夫人结婚，结束了早年丧妻的单身生活。当年正值民国黄金十年，首都南京一派欣欣向荣。为筹办婚礼，也为振兴家族，在南京城内的高门楼（今鼓楼北高云岭）选了一块地皮，盖起了三套住房。前院一套是七爷的新房，后院一套留给北平爷爷一家人，还有一套留给大姑妈一家人。七爷是想把爷爷一家和大姑妈一家都接到南京来，兄弟父女都住在一起，也便于互相照应。

新房子盖好以后，如日中天的七爷和漂亮的汪夫人举行了丰盛的婚礼。那时，爷爷因身体不好，嫌南京太热，生活又不习惯，而且还要张罗父亲的婚事，于是就没有搬来。后来由于七奶汪夫人从中阻挠，七爷也就不再坚持。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决定攻打南京，房子租不出卖不掉，只好闲置在那里，七爷振兴家族的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第三章  武昌往事

第一节   师爷参加反清革命

爷爷名周恢，字茀生。受高祖父影响，和许多持有改良主义思潮的湖北知识阶层一样，痛恨满清王朝腐败无能，崇拜胡林翼、张之洞等有作为的汉臣。当光绪推行新政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对清廷不再抱有幻想，转而倾向于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爷爷思想上的这种转变，主要受之于吴录贞等人革命宣传的影响。

1900年8月（光绪廿六年七月），在康有为的保皇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支持之下，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和湘、鄂、皖等长江沿岸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准备进军西安去解救光绪帝。可惜因饷械延误，一再推迟原定的起义日期，汉口自立军总部被清军包围，唐才常等12人被杀，起义惨遭夭折。

当时担任自立军前军指挥的吴录贞，在安徽大通起义失败之后，重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复学，1901年冬毕业回国。张之洞本欲治他“谋反叛逆”之罪，吴录贞毫不屈服，痛陈满清朝政腐败，国家濒于危亡，立志革命救国，不计个人生死，反而使张之洞理屈辞穷，不敢加罪，称他为“奇才”，委任他为督署学务处帮办，并兼任湖北将弁学堂、武普通学堂及护军全军总教习。吴录贞由“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顿时成了武汉三镇的知名人物。

吴录贞原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一期毕业回国，当时，六爷和七爷在武备学堂即将毕业，爷爷就到水陆街吴录贞的寓所，了解留学日本的情况，从此就结识了吴录贞。

1903年夏，留学日本弘文书院的李步青因排满嫌疑被勒令回国。吴录贞和李步青商定，就在花园山孙家花园李步青的家里开辟了聚会场所。爷爷在那里又结识了李步青和许多革命志士，接受了一些维新变法和鼓吹革命的新思想。在这之前，爷爷对于孙中山，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对他的革命主张，只是一知半解。吴录贞为大家上了启蒙一课，使大家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理论，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身为官府的师爷，这些都是违规的出格行为，爷爷必须瞒着官府，参加聚会也寡言少语、从不张扬。

张之洞对花园山聚会察觉后，并未声张，采取了暗中拆台的办法，将骨干分子朱和中、贺子才、胡秉柯等人派遣到欧洲留学，吴禄贞被调往北京，李步青则被驱逐出省，花园山聚会只好解散了。

1904年7月(光绪三十年六月)，参加过花园山聚会的刘静庵、胡瑛、张难先、曹亚伯等十二人在多宝寺街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后来迁到魏家巷，主要成员是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所长是吕大森。爷爷也参加了科学补习所，表面上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救国的道理，暗地里却从事排满兴汉的革命宣传活动。十月，因长沙闹事的牵连，科学补习所遭军警围搜，被迫停止活动。

第二节    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刘静庵是黎元洪任马队管带时的文书，黎元洪的文案刘稚亭无意中发现了长沙给刘静庵的密信，于是报告了黎元洪。黎元洪原很器重刘静庵，就暗地劝刘静庵托病离营了。刘静庵比爷爷大六岁，在公务上常有来往。他知道爷爷就是周恢，就把这事告诉了爷爷，并关照爷爷在衙门里要注意隐蔽，防范满人和汉奸之流。爷爷很感激他，问他今后何从，他说胡兰亭牧师收留了他。

胡兰亭是高家巷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圣公会有个阅报室叫日知会，刘静庵担任了负责管理日知会书报的司理。于是日知会又成了革命活动的聚会场所，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又聚集在一起，并且又增加了很多新军士兵和青年学生。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以刘静庵为首，重新成立革命组织，名字就叫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来的人很多，有好几个人发表演说，大多口无遮拦。爷爷在衙门里听同僚们私下议论，说刘静庵胆子太大，简直不要命了。由于刘静庵人缘好，在群众和官员中口碑不错，竟无人向上级报告。事后，爷爷见到刘静庵，建议今后要避免公开的活动，会上多数同志也主张要慎重。此后，日知会活动的重心转向在新军内部搞串联，实行抬营主义。

这一年，太奶给爷爷娶了媳妇，新娘子是温家的大小姐，也就是我的奶奶温夫人。第二年，太奶抱上了武昌周家七房的第一个孙子，他就是五房的长子、我的父亲。这一年是我们周家大喜的一年。

爷爷结婚以后，只和少数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在公开场合就很少参加活动了，因此爷爷躲过了一场劫难。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一月的一天，因汉奸郭尧阶向巡警道告密，并指认刘静庵就是被通缉的会首刘家运，日知会被军警包围，刘静庵、张难先、胡瑛、朱子龙等九人被捕入狱。四年后，刘静庵死于模范监狱。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5月，奶奶又生了二叔，正好七爷也从日本回来了。连续三年，我们周家是年年有喜，喜上加喜，冷清的老宅又热闹起来。可是这一年的年末，大清国却举国大悲，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朝廷又换了个小皇帝“宣统”。

七爷回来以后，爷爷才知道他早已加入了同盟会。经七爷介绍，爷爷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湖北分会，坚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信心，但并未暴露身份。大家原以为七爷将在湖北新军中任职，可是始终未见下来调令。等了一年，最后七爷去了江西。

日知会解散以后，新军内部的日知会员于1908年又组织起军队同盟会，年底更名为群治学社，1910年又更名振武学社，继续活动。1911年年初改社名为文学社，1月30日，在奥略楼举行文学社成立大会，推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文学社名义上“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掩护，实际上却是以“推翻满清专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作为“心记之宗旨”。

爷爷自从湖北巡抚正式裁撤以后，基本属于闲置人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文案处又呆了好几年。参加科学补习所后，就成了革命组织里忠实的基本群众。结婚以后，很少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尤其当革命的重点转向发动新军武装起义之后，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武昌的革命党人从花园山聚会到文学社，前仆后继，长达八年，就像一颗越烧越旺的火种，在新军中和学堂里，宣传革命思想，发展社员达数千人，终于一举触发了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

第三节   爷爷亲历武昌起义

1911年9月(宣统三年七月)，“文学社”和汉口的“共进会”经过几轮协商，终于实现了联合。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统一组织，只是对外不再提“文学社”与“共进会”，而内部还是“社”、“会”分明的。这时，端方（已升两江总督）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身份，查办四川省保路风潮。瑞澂就把步兵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等大部分兵力都拨交给端方带去四川，这就使武昌城内的防务减弱了。共进会和文学社商议，认为这正是起事的好机会。但是身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被调驻湖南岳州防地，起义计划的拟定和一切准备工作都落在刘复基身上。

这时候，武昌的驻军只剩下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张彪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心腹爱将，全身心地效忠满清王朝，深得清廷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黎元洪也是张之洞器重之人，他对待士兵较宽容，喜欢结交文化人，一向同情革命党，在社会各阶层中有较高的威望。文学社也曾经设想过，进一步策动黎元洪，依附革命党，带领新军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但时机尚未成熟。

10月初，武昌城内，谣言四起，说是革命党要在阴历八月十五杀鞑子，满人和汉奸平日里欺压汉人的嚣张气焰顿减。为此瑞澂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布署防务措施。实际上，革命党人的抬营主义早已渗透到新军内部。多数汉人官员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但是瑞澂、张彪等人则惶惶不可终日，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预感到末日即将降临了。

爷爷、奶奶领着父亲、二叔和大姑，陪伴着太奶，祖孙三代正在家里欢度中秋佳节。爷爷的朋友也来家里看望，说一些官府里的新闻。他们都知道，谣言事出有因，但是，起事的时间，还没有最后确定。中秋节依然很平静地度过了，官府里也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三天，忽然传来消息，说是汉口宝善里的共进会出事了。原来，革命党的炸弹意外爆炸，惊动了俄国巡捕，宝善里已被查抄。事态很快就波及到武昌，戈什哈和警察都出动了。查抄了小朝街文学社的机关，逮捕了三十多个人。当天夜里，处死了三名革命党。

第二天，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官府依据查抄的革命党人名单，按图冀索，继续进行大搜捕。忽然，老天作美，下起了大雨，延误了大搜捕的进度。爷爷出去打探消息，才知孙武被炸伤、蒋翊武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杀，机关已遭到了破坏。幸好对新军内部的搜捕，还没有开始。于是，革命党人决定立即起事，不能坐以待毙。

第四节    辛亥双十首义成功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刚吃完晚饭不久，就听外面枪声、炮声骤起，打了起来。太奶、爷爷和奶奶一夜不曾合眼，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蒋翊武不在，刘复基又被杀，致使文学社失去了主心骨。社员对起义均感把握不足。这次起事如果失败，也不出意料，因为事态仓促，不易掌控，多半要听天由命了。

第二天一大早，枪炮声渐渐稀少了，街面上人声嘈杂。爷爷不知究竟，正要出门去探视，几个朋友兴冲冲地跑进来，一进大门就喊：五哥！起义成功啦！爷爷看见他们披头散发的样子，才知他们把辫子都剪掉了，相信他们不是开玩笑。不过这成功也来得太快了，只一夜就把鞑子都打跑了。于是爷爷也剪了辫子，和他们一起跑了出去。

原来，昨天晚上，城内的工程营首先发难，南湖炮队立即响应，楚望台军械所也落入革命军的手中。炮队占领了蛇山以后，开始进攻制台衙门和总督衙门。这时候，瑞澂已逃到楚豫兵舰，黎元洪也躲了起来。今早天还没亮，张彪也逃往汉口，武昌基本落入革命军之手。

九角十八星旗

爷爷到街上一看，在汉阳门的城楼和钟鼓楼上，已经升起了九角十八星旗。这九角十八星旗原为共进会会旗，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确定九角十八星旗为革命组织起义的旗帜。九角代表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十八星代表关内汉族的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共十八个行省。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只是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在十八个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后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就采用了九角十八星旗。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聚集在楚望台前，可是,刘复基、孙武和蒋翊武等头头却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都不在现场。群龙无首，议论纷纷。最后，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提议到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政权的办法。到会人员一致认为，湖北最有名望者首推黎元洪和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如二人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各省必易响应。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公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并决定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武昌起义成功。

开始几天，黎元洪惊魂未定、犹豫不决、不肯就范。汤化龙担任民政总长后，却做了几件事关紧要的工作。主要有通电全省宣布起义宗旨、要求各地军民各安职守；因当年湖北水灾严重，通告免除全年田赋；致电各省谘议局，号召响应武昌首义；起草文电、接见英、美驻汉领事等。从而使首义后乱糟糟的局面迅速安定下来。

首义成功后，尽管江北的战事十分激烈，武昌城里却欢庆胜利，喜气洋洋。周家迁到武昌已经五十多年，终于时来运转，太奶也苦尽甘来，过起了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年，父亲五岁，二叔四岁，大姑也已经三岁，正是太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爷爷一反常态，成了个大忙人，整天不着家。太奶和奶奶只知道他忙的是国家大事，也不去过问具体忙些啥。

10月17日，在阅马场举行了隆重的祭天誓师大典，祭天大典后，黎元洪才逐渐掌握了湖北军政府的实权。

不久，同盟会的二把手黄兴来到武昌。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又在阅马场举行了隆重的拜将仪式，黎元洪都督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和令箭。

武昌首义的成功，虽然显得轻易和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毫无疑问，是湖北新军的基层士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大多是文学社的社员。发动士兵的首功当推爷爷所在的文学社及其抬营主义，其次才是共进会。武昌首义后，文学社公议全体加入同盟会。直到这时候，爷爷才正式公开了同盟会员的身份。

12月，爷爷被选为湖北省的代表去南京开会，这一走就走了一个多月，旧历新年之前才回来。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不但改变了爷爷的命运，也给周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第五节   民国初年政坛风云

武昌首义的成功，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推翻了满清王朝。可是革命党人并未做好政权更迭的准备，面对狭持“宣统”、拥兵自重的袁世凯也无力抗衡。民国成立之初，南北新旧政权胜负难定。而大多数革命党人认为，满清王朝即已推翻，革命就算大功告成。革命党人对于权位的争夺，似乎掉以轻心，因此容易被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钻空子。

武昌首义后，湖北的同盟会员大多拥护黎元洪，爷爷也未能例外。黎元洪素有爱兵协统美称，在社会各阶层中有较高的威望，不像张彪那样死心踏地效忠清廷。推举他为都督，同盟会员中并无人反对。

其实，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谘议局起了主要的作用。谘议局由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各省的议员组成，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因其反抗清廷的姿态，在各省均有较大的政治影响。

革命党人群龙无首，人微言轻，根本无法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大权。所以，湖北军政府成立不久，黎元洪依仗首义都督的身份，逐步掌握了湖北的军政大权。而原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党人以及湖北同盟会的领导人，大多是缺乏威望的无名之辈。仅原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在人们遥传是孙文之弟的误解中，在军政府中担任了军务部长，掌握了军政府的实权，成为黎元洪依靠的主要力量。在黎孙二人谋划之下，打击和排斥原文学社的革命党人，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终于投靠了袁世凯。谘议局虽无实权，却乐得顺水推舟。这些人本来就不是革命党，拥袁反孙乃是意料中之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但各部首长大多由海外归国同志和一些旧官僚出任，而未能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因此，湖北的同盟会员十分不满。尤其孙武，本以为至少能当上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看到这种结果，就大为恼火。

以原共进会为主要核心的湖北军政府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并不是孙中山领导之功，不但竭力以首义资格争夺中央政权，而且同南京政府对抗，导致共进会与同盟会、湖北军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名存实亡，矛盾不断激化。

开国大典之后，孙武、孙发绪等人来到上海，发起成立了“民社”，公开拥护黎元洪，向南京政府争权。爷爷閲人不深，认为黎元洪威望仅次于孙中山，就和他们一起从南京来到了上海，并参与了发起成立“民社”的活动（列名发起人是黎元洪、蓝天蔚、谭延曲、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瑞、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彤墀、郭健霄、何震等二十四人）。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旅泰开成立大会，临时推举孙发绪为主席，决定在上海设立民社本部，公推吴敬恒为总干事，何震为秘书。主事者为孙武和孙发绪，黎元洪为后盾。

孙武和孙发绪回到武汉以后，又在武汉成立了民社武汉支部，公举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民社的中心已由上海移到武汉，并公开拥护袁世凯，反对南京政府。

然而爷爷是一向反对袁世凯的，认为孙武等人闹得太过份，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于是爷爷就留在上海民社本部，没有回武汉。但这时爷爷已对政党和议会不太感兴趣了，萌发了“急流勇退”之念。

第六节    分道扬标移居上海

1912年2月14日湖北省临时议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爷爷以议员的身份从上海回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间议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力争建都武昌，加入南京和北京之间的定都之争。湖北的同盟会员对此也无一反对。

２月１８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是传统新年，虽然在开国大典后已明令废除了旧历，但是民间还是照旧。正好七爷也在家，于是全家过了一个团圆年，大家就盼着六爷早日从德国归来。

2月28日，由原文学社社员组织的改良政治群英会，联合湖北军界数千人在武昌暴动，反对黎元洪、孙武等人把持的湖北军政府。暴动者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掀起“湖北第二次革命”。黎元洪派兵镇压，平息暴动，并借机将孙武撤职。后又将暴动诿罪于文学社，斩杀数十人于阅马场，暴尸示众。

爷爷当时的处境十分尴尬，先是跟孙武等成立什么民社，得罪了同盟会，也得罪了原文学社社员。这次文学社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反对黎元洪、孙武等人把持湖北军政府，爷爷打心眼里也是支持的。在上海时，爷爷已经和孙武等人在民社的宗旨上产生了分岐，但爷爷认为黎元洪也是受人利用，违心地平息群英会暴动。

暴动平息后，黎元洪对孙武和群英会各打五十大板，自己还继续装好人，不但副总统的毫发未损，湖北的第一把交椅坐得更稳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背离了同盟会的爷爷又退出了民社，省议会的议员也不当了，总之爷爷在武昌是呆不下去了。

爷爷在上海时，一直住在绍兴会馆。结识了在教育界颇有名气的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是光复会会长，对这位出身师爷的同乡很谈得来，说他的母亲也是周家人，他小时的老师也姓周。还讲了一些绍兴老家的故事，问起爷爷的爷爷是哪一年离开绍兴的。爷爷介绍了一些文学社和武昌起义的情况，蔡元培同情民社的缘起，但是也严厉批评民社不该拥袁反孙。谈得更多的是中国要靠教育来救国，爷爷听了如醍醐灌顶，钦佩不已。

爷爷还认识了“南社”的柳亚子。当时，柳亚子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经柳亚子的引荐，爷爷在中国图书公司担任了两年经理，并且把家眷也接到上海来了。爷爷到上海后，开扩了眼界，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领袖人物，深感自己长年呆在比较闭塞的内地，所形成的观念太狭隘了。

爷爷先在上海租好了房子，过完年把家搬到上海去。爷爷原要把太奶一起接到上海去住，但太奶不愿意去。一则上海住的地方太小，二则老七难得回一趟家，老六在国外还没有回来，如果太奶也走了，老宅就没人了，他们回来上哪去住呢？所以太奶执意不肯离开玉枢殿乌鱼池二号的老宅，于是就留下了。

爷爷自从外出学幕回来，和太奶在一起，生活了十二年。父亲和二叔从小受到太奶的宠爱，父亲就是太奶的“宁馨儿”。在老宅的院子里，祖孙三代，欢欢乐乐。这一走，害得太奶朝思暮想，常常以泪洗面。好在太奶身边还剩下一个孙女，现在已经懂事了。所以，太奶很快地就把心思都集中到孙女身上了。

第七节   武昌周家确立七房

民国初年，六爷成了家，各房也陆续添丁增口，于是周家就逐渐兴旺起来。玉枢殿乌鱼池二号老宅冷清了一年，自从六爷一回来，也热闹起来了。

父辈中，长房有三个姑妈，二房有四个叔父和两个姑妈，五房是我的父亲和二叔，七房有一个姑妈。那时候，武昌周家已到了鼎盛的时期。而且，他们的房族关系也曾经是相当紧密的。

武昌周家七房是在民国二年六爷成家以后才最终确立的，它标志着周家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在这之前，周家并没有七房的概念。

解放初期，我只知道重庆有个二叔，南京七爷家光珩姑妈和爱莲小姑，上海六爷家光楣姑妈。六十年代初，光楣姑妈告诉我，爷爷辈有兄弟七个，我家是五房，她家是六房，三房还有光元姑妈。那时，我就叫她们为大姑妈、二姑妈、三姑妈和小姑。后来，二姑妈画了一张周家四、五、六、七房的世系表，再后来，三姑妈又补充了长房、二房和三房的情况，我才明确了周家七房的概念。

因为姑妈和叔父太多了，排行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就在称呼的前面加上她们的名字，例如光楣姑妈、鹏霄叔等等。

长房  大爷早逝，大奶带着三个女儿再嫁，后来就和周家失去了联系。所以，长房已无人继承，三个姑妈的情况也不得而知了。

二房  二爷在家教馆，为人忠厚老实，有较好的口碑。二奶交游较广，有办事能力，家里家外完全靠她一人操持。他们有两个女儿和大、三、五、六四个儿子。二房继承了父业，住在武昌的得胜桥。

自从大爷去世以后，武昌周家七房的族长，自然就非二爷莫属了。二爷德高望重，当之无愧。后来，因为三房后继无人，二爷就把五子光丰叔过继给三房了。六子光临叔是唯一留在武昌的周家传人，可能现在仍然住在得胜桥。

三房  三爷周树德，字滋轩，早年在南昌跟大太爷学幕。元配杨夫人早逝，没有子女。那时，大太奶还在世，就给三爷续娶了董佩兰夫人。1920年，董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光元姑妈。

大太爷和三爷父子二人在南昌作幕多年，已营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民国初年，三爷曾经担任过江西万载、永丰、瑞昌三县的县长，也风光过一阵。三爷在南昌也有个家，但是夫人张氏也无子女，于是又娶了王彩云夫人。1921年，王夫人也生了个女儿，就是光云姑妈，没想到十天后，王夫人因产后风去世。

三爷退休以后，和张夫人带着光云姑妈回到武昌。董夫人和张夫人一人带一个女儿，倒也相安无事。三爷已年逾半百，尚无子嗣，就过继了二房的光丰叔。

四房  四爷从小聪明好学，在江西跟大伯学幕时，有一位当钱谷师爷的同事看他略通数理，就教他办理财政、赋税事务，学习账目结算等技能。回到武昌以后，就在某县衙当了钱谷师爷。民国以后，新任县太爷非常赏识他，派他主管盐税，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后来，四爷升官，出任了宜昌县的县长，四爷的女儿就是光端姑妈。

第八节  多事之秋太奶去世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长达十几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这乱世之中，周家的兴旺持续了十二年。好景不常在，高峰过后，必然就是下坡。从1924年开始，周家连续多人相继去世。总之，这几年是周家多事之秋，也是武昌周家再次衰落的过程。

首先，四爷官运亨通，自然招风。1924年（民国十三年），四爷在一次办案途中，遭到土匪的袭击。卫兵一死一伤，四爷也在搏斗中重伤，不治身亡。当年，此事曾在武汉轰动一时，丧事也相当隆重。四奶悲痛欲绝，正怀着的第二个孩子也流产了，从此一病不起。

第二年，六房的长子光帅叔因病夭折，时年十二岁，年事已高的太奶和全家人十分伤心悲痛。

第三年，光楣姑妈已经8岁。过完新年不久，大家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太奶已经卧病在床。就在正月初八的这一天，距离周家老宅不远的电话局失火了，17岁的光珩姑领着光楣姑和光端姑跑到门外去看热闹。光楣姑妈在跟我讲这段经历时，还没忘记当年那惊恐的感觉。太奶亲眼目睹了两次大火。上次是高祖父去世，黄鹤楼被大火焚毁，武昌周家跌落谷底。这次大火，象征周家又面临了重大灾难。因此太奶经历了武昌周家两起两落的兴衰过程。

这一年，曾经在江西当过县长的三爷病逝。他只有两个女儿，由二房过继的光丰叔为他送了终。

1927年，三奶董夫人（即光元姑妈的生母）去世，从此双元巷11号三房只剩下三奶张夫人抚养着光丰叔、光元姑和光云姑。

这一年，四奶也病逝了，5岁的女儿光端姑，就托付给六房照顾。光端姑后来在重庆病逝，四房就没人了。

1928年太奶病重，8月，爷爷全家从北平回来探望太奶，七爷在北伐结束后也回到家中。七爷本打算让太奶晚年幸福风光，报答太奶养育七爷和光珩姑妈父女俩之大恩。没成想太奶已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不禁悲愤万分。

太奶看到两儿一侄相聚，她最最想念的两个孙子（父亲和二叔）都在最高学府念书，感到十分欣慰。太奶心血来潮，随即就给父亲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常年给太奶看病的老中医的女儿高莹璧。其实，太奶早就看好了高家的女儿，太奶说，将来周家一定会得济于她的。回顾周家七房的发展史，如果没有能干女人支撑，男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是风光了个人，挽救不了家族衰亡的命运。太奶的一生就是证明。我想不仅是周家，这也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吧。所以，太奶看好的高家女儿，后来也确实为二叔家带来了兴旺。

为什么是二叔而不是父亲呢？下文再作交待。

这次，周家七房在世的人都在武昌相聚，在族长二爷的主持下，大家祭拜了祖宗，续了族谱。太奶还嘱咐后世不要忘记：周家的原籍原为山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认祖归宗。

最后，太奶平静地去世了，终年66岁。

太奶18岁嫁到周家，28岁守寡，含辛茹苦，为国家培养了两位将军，抚育了四、五、六、七房的子孙，最小的光森叔已经3岁了。所以太奶就是武昌周家当之无愧的老当家人。

第九节   武昌老宅人去楼空

北伐结束以后，七爷受命担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又回到北平来。以往七爷每次来北平，都住在枣林街爷爷的家里。这次刚回到北平，就听到太奶病重的消息，于是又匆匆和爷爷全家一起回到武昌。

当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的蒋作宾听说七爷已回到武昌，就邀集在湖北的日本士官校同学聚会，设宴招待七爷，并庆祝北伐的胜利。

席间，谈起七爷夫人去世已十九年，女儿光珩已长大成人，七爷为国为民、戎马一生，劳苦功高、可钦可敬。又谈起沈郁文被陈炯明关押，在昆明牺牲，他的儿子沈德甫也在北大念法律系。蒋作宾提议，何不把光珩嫁给德甫！七爷正中下怀，于是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太奶临终前也为此了却了一庄心事。

沈郁文，湖北孝感人。也是七爷在日本士官校四期的同学，都是同盟会员。沈郁文在辛亥革命以后，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务司司长，1912年12月16日授陆军少将，1923年3月29日授陆军中将，不久被陈炯明软禁时死于昆明。其子女受蒋作宾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求学。大姑父沈德甫字秉成，北大法律系毕业，曾在南京晓庄师范教书，其妹沈蔚德嫁与剧作家陈瘦竹，曾在南京师大任教。

太奶去世后，子孙们坐下来商议各房的去留。

在陆大筹备期间，有人推荐留学德国多年的六爷担任陆大编译处主任。六爷自从回国后，沉闷了十几年，这次受聘到陆军大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发挥所学专长，全家都很高兴。于是，六爷就和七爷一起回北平，到陆大报到。

这时，奶奶极力主张六房搬到北平去。当年奶奶在上海时，就很喜欢尚未未过门的弟媳，这回妯娌相见，分外亲切。原来这几年奶奶一个人闷在家里十分寂莫，正想家里有人热闹热闹。

正巧，奶奶的贴身佣人田妈听说太奶已去世，奶奶一家人从北平回来送终，就急忙从乡下赶来看望。父亲和二叔正站在院子里给弟弟妹妹们讲北平学校里的新闻，二叔一眼就看见田妈一脚迈进了大门，大声就喊：“田妈来啦！”

田妈原来是奶奶从温家带到周家来的，跟着奶奶从武昌到上海、天津，又到北京，一直把父亲和二叔这两个少爷伺候大了，所以他俩对田妈亲如姨娘。后来，田妈回湖北乡下，结婚成家了。

这次见面，田妈唠起她的丈夫病逝已一年多了，又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生活无依无靠，到城里来也是想再寻个主顾。奶奶一听，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奶奶和田妈从小就在一起，情如姐妹。现在家里也缺少人手，于是就让田妈跟着一起回到了北平。

七爷强忍悲痛，为太奶送了终。在离开武昌之前，又亲自把光珩姑妈送到孝感的沈家，当然，也顺便慰问慰问老同学沈郁文的遗孀。自从沈郁文在昆明遇难之后，他的子女一直受到蒋作宾的资助照顾，现在，又是蒋作宾做伐，促使沈、周两家结了亲。

六奶留下来把家事处理完毕，赶在过小年之前，才带着四个孩子迁到北平。从此，玉枢殿乌鱼池二号人去楼空。

太奶去世以后，四、五、六、七房都离开了武昌，武昌只剩下二房和三房。三房的孤儿寡母继续住在双元巷，因为光丰叔是二房过继来的，当然二爷是责无旁贷地照顾她们母子，所以二房和三房关系比较近。

他们在武昌又度过了十年太平日子，所谓民国的黄金十年。不久，光丰叔结婚成家，生了二女一子。二爷和二奶年纪大了，六子光临叔是唯一留在武昌得胜桥的周家传人。

在武汉沦陷之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飞机对武汉进行了狂轰滥炸。1938年8月，三奶张夫人带着光元姑妈、光云姑妈以及光丰叔一家五口离开双元巷，投奔南昌张夫人的娘家。

从此，武昌只剩下得胜桥二房一家。武汉沦陷后，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不知他们是否平安度过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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