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会晤(2)

辛亥革命网 2014-04-15 00:00 来源:《书屋》二〇一二年第三期 作者:鲍牧松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退居闲散,之后漫游各地,准备投身铁路事业,以为中国富强的基础。袁世凯承接总统位置后,多次邀请孙

  袁对孙倾意结纳,在会谈中极力迎合,孙自感二人会谈之融洽。但其实尚有诸多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譬如迁都问题,孙中山认为必须迁离北京,至于迁到什么地方,皆无不可,甚至荒僻如兰州亦可。而对袁世凯来讲,若迁离北京,犹如自去根基,岂会赞同,之前北洋军甚至为此闹过一场兵变。又如集权与分权问题,袁持中央集权主义,务必使地方服从于中央,曾鼓动黎元洪发表军民分治的通电。孙则认为五六年内,军民分治是办不到的,因为有些地方不主张军民分治,而中央未必能派兵打他。而这五六年内不统一也没什么要紧,不必急着统一。至于各省都督是由中央简派还是由地方民选,孙以为民选是好的,中央简派反于中央不利。但这些主张分歧的地方,双方似乎有意避开交锋,而造成见解一致、情意融洽的事实。袁世凯向人称赞孙中山“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而孙则揄扬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对于孙中山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袁在清末曾主持过铁路建设,知悉其中艰辛,绝非空口白话这么简单,但他并不愿因此与孙抵牾,而愿以此作为孙远离政治的交换,所以还是表示予以支持。九月九日,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总办,全权考虑和设计全国铁路系统的计划,并向外国银行团商借修路款项。袁而且每月拨三万两,作为孙的经费。

  对于张振武、方维被杀案,孙中山了解情况后,对人表示意见,称张、方不得谓无罪,但似应在武昌当地捕拿诛杀,则不发生此问题,而假手于中央,则未免不妥。对于参议院群声沸腾,意图弹劾袁世凯、黎元洪及国务院,孙为调和党争,主张平息风潮,称:“盖于事实毫无补救,徒费良好时光。”孙致电黄兴促其北上,谓:“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意见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黄兴至京后,袁世凯对之亦是极力结纳,授黄为陆军上将。袁世凯、孙中山的相会演变为袁、孙、黄的三巨头会。三人磋商内阁问题,几经波折,终得解决。自民国成立,国务院即与总统府、参议院关系不洽,时生矛盾。唐绍仪与袁世凯因直隶都督人选问题不和,不辞而去;陆征祥以外交总长继任总理,初入参议院即遭痛击,所提内阁人选皆未通过。府院之争、院会之争,闹得民初政坛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内政外交诸项国事亦致耽搁。孙黄为调停党争,主张新旧势力合糅,共济艰难。袁世凯则意欲以国民党人组织内阁,以示合作之诚意。袁与孙商议续任人选,孙提名宋教仁。宋教仁推辞,认为黄兴威望素著,必能调和南北感情,故力荐黄兴担任组织内阁。袁力请黄兴担任总理,而黄则以自己注意力转移于实业,尽力于社会,不肯担任。袁又提名国民党籍沈秉堃任总理,但沈与国民党渊源不深,交情微薄,国民党方面也不情愿。孙、黄经过商议,与其以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员任总理,反不如顺遂袁意,以袁系人物担任总理。内阁总理陆征祥辞职后,一直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赵在清末即为袁世凯的心腹,办理警政亦为当时冠冕。孙、黄决定以赵秉钧出任正式总理,袁世凯自然欣然赞同。孙、黄并向参议院作疏通工作,所以当袁向参议院提出由赵秉钧组织内阁,得以高票通过,反对者仅两票而已。赵内阁成立后,黄兴乘势游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意图通过赵实现政党内阁主张。赵内阁中以总理为首的多数阁员皆加入国民党,赵内阁遂成国民党内阁。孙中山称赞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

  袁世凯提出“内政大纲”八条,经孙、黄首肯,并电询黎元洪同意后,九月二十五日由总统秘书厅通电公布:(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材;(四)门口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在民初被视为“四大伟人”,而这八大政纲,则是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同时也是各派妥协的产物,无疑有助于加强国人对于和平建国的期望。

  从疏通南北感情、平息政治风潮的角度看,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相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达成一致,北洋派与国民党亦实现一时的和谐相处,参议院停止了对政府的抨击,政局暂得稳定。十月十五日,英国《旁观者》报发表驻北京记者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国民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作为此次政治协商的最大成果,赵秉钧内阁虽被讥讽为“非驴非马”,但赵依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在用人行政的政务问题上放手由袁主持,自己则致力于笼络党人,尤其与宋教仁交好。所以赵内阁改变了此前国务院与总统府、国会龃龉不断,政潮频生的局面,变为与各方面关系融洽,政争暂时趋于停歇。

  以往论者对于袁世凯与孙中山会谈的看法,皆认为袁工于权术,假装谦恭,孙则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上当受骗。革命党人谭人凤即曾叹道:“袁其真有魔术欤?(孙、黄)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其实这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总结的经验教训,但这种“后见之明”有时不免倒果为因,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其实孙中山也是虚虚实实、熟谙政治手段的高手,当时虽对袁确实大力揄扬,主要还是服从于调和党争、平息风潮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信任袁世凯。孙的策略是在政治上暂由袁主持,不与之竞争,而先尽力于社会事业,培养力量,待时机成熟之后再重掌政权,所以许诺袁世凯十年大总统。就袁世凯方面讲,当时政治势力林立,北洋派尚不具备完全支配政局的实力,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袁需要也并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更何况孙中山的政治策略于他也是有益的。所以袁与其心腹谋士徐世昌就经常谈及中山坦白,克强戆直,颇思与国民党提携。如果北洋派与国民党真能合作,一派执政,一派予以监督,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分歧,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格局。但这并不符合邓野先生所称民国的政治逻辑。简言之,民国的政治逻辑即为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武力既是政争的出发点,同时又是政争的最终归宿。

  袁、孙的会晤并未改变北洋派与国民党在根本利益上的歧异,二人会谈的成果,也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消亡殆尽。袁世凯对权力的掌控,面临来自国民党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宋教仁汲汲于国会选举,意图由自己组织政党内阁,甚至改选黎元洪作总统,政党内阁势必架空袁世凯,而改选总统则更是对袁统治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为中国自秦以来一脉相承的体制,对袁亦最为有利,袁自奉行不误,但却遭到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抵制,尤其是李烈钧态度最为强硬,与袁频生冲突,几至动武。在这样的形势下,袁世凯感到来自国民党方面极大的威胁,再无法与之合作,遂一变为敌对态度,与梁启超、黎元洪等中间力量联合,以抑制国民党。1913年二、三月间,政争已至激烈化阶段,袁世凯尚未最终放弃通过政治协商途径解决的念头,故又数次电邀孙中山,称有要事相商。但孙未予认真理会,和平解决政争的机会也随之流失。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由此国民党与北洋派势若冰炭,再无调和余地,终于由政争走向战争。

  袁、孙在北京的相见,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次政治对手间的聚会。这次聚会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格局,由互不信任、互不妥协终致兵戎相见,和平建国的梦想亦成泡影。这也正显示了民国政治逻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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