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会晤(2)

　　袁对孙倾意结纳，在会谈中极力迎合，孙自感二人会谈之融洽。但其实尚有诸多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譬如迁都问题，孙中山认为必须迁离北京，至于迁到什么地方，皆无不可，甚至荒僻如兰州亦可。而对袁世凯来讲，若迁离北京，犹如自去根基，岂会赞同，之前北洋军甚至为此闹过一场兵变。又如集权与分权问题，袁持中央集权主义，务必使地方服从于中央，曾鼓动黎元洪发表军民分治的通电。孙则认为五六年内，军民分治是办不到的，因为有些地方不主张军民分治，而中央未必能派兵打他。而这五六年内不统一也没什么要紧，不必急着统一。至于各省都督是由中央简派还是由地方民选，孙以为民选是好的，中央简派反于中央不利。但这些主张分歧的地方，双方似乎有意避开交锋，而造成见解一致、情意融洽的事实。袁世凯向人称赞孙中山“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而孙则揄扬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对于孙中山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袁在清末曾主持过铁路建设，知悉其中艰辛，绝非空口白话这么简单，但他并不愿因此与孙抵牾，而愿以此作为孙远离政治的交换，所以还是表示予以支持。九月九日，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总办，全权考虑和设计全国铁路系统的计划，并向外国银行团商借修路款项。袁而且每月拨三万两，作为孙的经费。

　　对于张振武、方维被杀案，孙中山了解情况后，对人表示意见，称张、方不得谓无罪，但似应在武昌当地捕拿诛杀，则不发生此问题，而假手于中央，则未免不妥。对于参议院群声沸腾，意图弹劾袁世凯、黎元洪及国务院，孙为调和党争，主张平息风潮，称：“盖于事实毫无补救，徒费良好时光。”孙致电黄兴促其北上，谓：“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意见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黄兴至京后，袁世凯对之亦是极力结纳，授黄为陆军上将。袁世凯、孙中山的相会演变为袁、孙、黄的三巨头会。三人磋商内阁问题，几经波折，终得解决。自民国成立，国务院即与总统府、参议院关系不洽，时生矛盾。唐绍仪与袁世凯因直隶都督人选问题不和，不辞而去；陆征祥以外交总长继任总理，初入参议院即遭痛击，所提内阁人选皆未通过。府院之争、院会之争，闹得民初政坛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内政外交诸项国事亦致耽搁。孙黄为调停党争，主张新旧势力合糅，共济艰难。袁世凯则意欲以国民党人组织内阁，以示合作之诚意。袁与孙商议续任人选，孙提名宋教仁。宋教仁推辞，认为黄兴威望素著，必能调和南北感情，故力荐黄兴担任组织内阁。袁力请黄兴担任总理，而黄则以自己注意力转移于实业，尽力于社会，不肯担任。袁又提名国民党籍沈秉堃任总理，但沈与国民党渊源不深，交情微薄，国民党方面也不情愿。孙、黄经过商议，与其以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员任总理，反不如顺遂袁意，以袁系人物担任总理。内阁总理陆征祥辞职后，一直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赵在清末即为袁世凯的心腹，办理警政亦为当时冠冕。孙、黄决定以赵秉钧出任正式总理，袁世凯自然欣然赞同。孙、黄并向参议院作疏通工作，所以当袁向参议院提出由赵秉钧组织内阁，得以高票通过，反对者仅两票而已。赵内阁成立后，黄兴乘势游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意图通过赵实现政党内阁主张。赵内阁中以总理为首的多数阁员皆加入国民党，赵内阁遂成国民党内阁。孙中山称赞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

　　袁世凯提出“内政大纲”八条，经孙、黄首肯，并电询黎元洪同意后，九月二十五日由总统秘书厅通电公布：（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材；（四）门口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在民初被视为“四大伟人”，而这八大政纲，则是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同时也是各派妥协的产物，无疑有助于加强国人对于和平建国的期望。

　　从疏通南北感情、平息政治风潮的角度看，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相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达成一致，北洋派与国民党亦实现一时的和谐相处，参议院停止了对政府的抨击，政局暂得稳定。十月十五日，英国《旁观者》报发表驻北京记者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国民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作为此次政治协商的最大成果，赵秉钧内阁虽被讥讽为“非驴非马”，但赵依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在用人行政的政务问题上放手由袁主持，自己则致力于笼络党人，尤其与宋教仁交好。所以赵内阁改变了此前国务院与总统府、国会龃龉不断，政潮频生的局面，变为与各方面关系融洽，政争暂时趋于停歇。

　　以往论者对于袁世凯与孙中山会谈的看法，皆认为袁工于权术，假装谦恭，孙则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上当受骗。革命党人谭人凤即曾叹道：“袁其真有魔术欤？（孙、黄）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其实这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总结的经验教训，但这种“后见之明”有时不免倒果为因，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其实孙中山也是虚虚实实、熟谙政治手段的高手，当时虽对袁确实大力揄扬，主要还是服从于调和党争、平息风潮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信任袁世凯。孙的策略是在政治上暂由袁主持，不与之竞争，而先尽力于社会事业，培养力量，待时机成熟之后再重掌政权，所以许诺袁世凯十年大总统。就袁世凯方面讲，当时政治势力林立，北洋派尚不具备完全支配政局的实力，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袁需要也并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更何况孙中山的政治策略于他也是有益的。所以袁与其心腹谋士徐世昌就经常谈及中山坦白，克强戆直，颇思与国民党提携。如果北洋派与国民党真能合作，一派执政，一派予以监督，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分歧，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格局。但这并不符合邓野先生所称民国的政治逻辑。简言之，民国的政治逻辑即为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武力既是政争的出发点，同时又是政争的最终归宿。

　　袁、孙的会晤并未改变北洋派与国民党在根本利益上的歧异，二人会谈的成果，也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消亡殆尽。袁世凯对权力的掌控，面临来自国民党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宋教仁汲汲于国会选举，意图由自己组织政党内阁，甚至改选黎元洪作总统，政党内阁势必架空袁世凯，而改选总统则更是对袁统治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为中国自秦以来一脉相承的体制，对袁亦最为有利，袁自奉行不误，但却遭到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抵制，尤其是李烈钧态度最为强硬，与袁频生冲突，几至动武。在这样的形势下，袁世凯感到来自国民党方面极大的威胁，再无法与之合作，遂一变为敌对态度，与梁启超、黎元洪等中间力量联合，以抑制国民党。1913年二、三月间，政争已至激烈化阶段，袁世凯尚未最终放弃通过政治协商途径解决的念头，故又数次电邀孙中山，称有要事相商。但孙未予认真理会，和平解决政争的机会也随之流失。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由此国民党与北洋派势若冰炭，再无调和余地，终于由政争走向战争。

　　袁、孙在北京的相见，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次政治对手间的聚会。这次聚会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格局，由互不信任、互不妥协终致兵戎相见，和平建国的梦想亦成泡影。这也正显示了民国政治逻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