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2)

　　（三）

　　中山先生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以后，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又改总理制为理事制，中山先生任理事长，设国民党本部于北京，派宋遯初（教仁）代为主持党务。遯初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办党数月，袁世凯所支持、利用的共和党不能相与匹敌。临时参议院宣布召集国会、遯初南北奔走活动，党势益振，在国会会中国民党已操胜算。当时流言，如由国会产生政府，仍将选举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为正、副总统，遯初为国务总理。于是袁党和共和党都集矢于宋遯初了。

　　我于一九一二年春，被推为组织政府的湖南省代表，到了北京，曾和袁世凯面谈几次。他于对湖南地方关于财政、外务方面的要求，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官位拉拢个人。我看出他对国民党深怀嫉忌，绝无拥护共和的诚意，不辞而别，回到湖南。当时宋遯初任农林总长，住在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办理党务。我在京时曾和他在畅观楼同住了一个多月，协助工作，并提醒他对袁世凯严加注意。国会选举完毕，袁世凯暗杀宋遯初案发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急电湖南，要我和谭延闿迅速准备长江上游的军事。我先到江西、安徽，和李烈钧、柏文蔚商议共同准备，然后到上海参加了布置讨袁的会议。会后，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仍派我回到湖南，积极准备行动。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益暴露。我催促谭延闿加紧布置军事，他却故意延宕，没有积极行动。后来虽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听说他在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就表明了他当时的两面态度。在取消独立的前夕，他害怕革命党人据湘讨袁，便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了我们艰苦经营的军械局，企图用消灭革命武器的办法，迫使革命党人离开湖南。取消独立之后，谭延闿还想恋栈投降，但是，袁世凯却认为他不可靠，并且要把北洋势力伸展到西南门户的湖南，就改派了汤薌铭督湘。谭延闿在汤薌铭抵湘前离省，后来竟无耻地入京向袁世凯请罪。汤薌铭下车伊始，就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革命。

　　（四）

　　一九一六年讨袁军事结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回到上海，筹商对付北洋军阀的策略。我主张克强先生亲自督湘，以便领导西南各省，应付非常。这时谭延闿也在上海，表面上附和，背地里却从北京通过黎元洪由段祺瑞发表了他自己二次督湘。接着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相继逝世，革命党人失去了军事长城，直皖两派军阀更加轻视西南；曹锟陈兵湘鄂之间，北洋军阀势力日益嚣张。谭延闿也因黄、蔡两先生的逝世而减轻了对湖南革命党人的顾虑，专心致志地去巩固他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了。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承袭袁世凯的故技，撤换了谭延闿，改派傅良佐督湘。傅良佐在湘没有实力，不久就因刘建藩、林修梅在零陵起义而被逐下台。段祺瑞又派拥有兵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这时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据湖南衡阳、宝庆一带，谭延闿率部据守湘南郴、永一隅。适值直、皖关系日益恶化，谭延闿联合直系，吴佩孚让出衡、宝，回师鄂、豫。到一九二○年六月，谭乘张敬尧被驱逐的机会，实现了三次督湘。

　　湖南自谭延闿取消独立以后，经过汤薌铭、傅良佐和张敬尧等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人民受尽了痛苦，革命党人或惨遭屠杀，或被迫流亡。其他各省情况也相类似。但是，中山先生始终没有因革命实力遭受挫折而气馁，而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地领导着革命继续前进。

　　（五）

　　一九二○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决定北伐大计，先使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回粤，驱逐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随即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凑足法定人数，正式开会于广州，选举总统，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大举北伐。这年夏天，我代表中山先生到福建漳州会晤陈炯明和许崇智，商定回粤计划。陈、许主张我回湖南说服谭延闿分兵入北江声援，并议定由中山先生筹措开拨费用；湘军进入粤境，即可由粤方供给饷糈。我回上海报告，中山先生完全同意，命我积极进行。我先用个人名义，写信给谭延闿，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和对湖南的要求。谭延闿回信唯唯从命。我即持中山先生手函回湖南面交谭延闿。我到长沙不久，中山先生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和张继先后来长协助工作。我就放手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以及对于湖南军人发扬革命传统的期望，给予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当时驻省军官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等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部，集结省城待命。而谭延闿则态度冷淡，故意延宕，不肯发布出兵明令。直到一九二○年八月，援闽粤军如期发动了，谭延闿还是处之淡然，邀请吴敬恒、章太炎等来湘演讲，游山玩水，酒食征逐，无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我催促他早日出兵，说得舌敝唇焦，他还是推诿不决。于是我决计和湘军将领合作倒谭。议定推赵恒惕为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与此同时，张振武杀了不服调遣的萧昌炽；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各军，逼近省城。我认为倒谭时机已经成熟，就委托护法国会议员陈嘉会劝谭延闿自动离开湖南。谭打电话向我哀请等安葬了他的夫人再走，因为他的夫人死在上海，灵柩正在运回湖南的途中。我回答他说：“为了维持省城秩序，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务必马上离开。至于使你不能够为夫人亲营葬事，我不久回上海当面道歉。”他只得忍痛登舟，回到上海去了。

　　倒谭以后，陈嘉祐等率兵到了韶关，声援援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于是中山先生重返广州，组织大元帅府。不料赵恒惕在我赴粤复命的时候，竟背信弃义地在长沙惨杀了李仲麟等，又成了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以后，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多集中在上海。不久，许崇智奉命率粤军和新桂军讨逆。叛将洪兆麟赖世璜等，向我和李烈钧表示悔改，愿意立功赎罪，欢迎我和李烈钧去粤。同时，留粤滇军欢迎杨庶堪。谭延闿这时也在上海，向我表示悔悟。我正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认为谭延闿如果真有悔悟之心，忠诚地参加革命，还可以号召湘军旧部鲁涤平、陈嘉祐等，提兵相助，以壮革命声势。因此，重新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晋谒中山先生。谭延闿在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和中山先生的会见，这还是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夏历除夕，李烈钧、杨庶堪、谭延闿和我四人，随同中山先生由上海搭乘海轮驶赴广州。

　　谭延闿到了广东以后，还是不忘情湖南的地盘。他的党徒曾包围中山先生，想借中山先生之力恢复他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关于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仅就个人接触所及，回忆如上。湖南的老年人士，知道详情的还有不少，尚望补其缺漏，正其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