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籍华侨与辛亥革命

　　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了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创办之年，全校14位学员，广东梅州籍华侨青年便占3位，他们是李锡青、刘群立、饶景华。1904年，先后赴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的梅州籍华侨有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炯等一批岭东同文学堂的学生。面对这些热血青年，抗日护台将领丘逢甲曾感慨而歌曰：“神州大地殊可哀，纷纷老朽无人才。眼中突兀少年在，令我郁郁心颜开。”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留日学生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炯、何天翰不但参与了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而且还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成为该会的首批会员。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谢良牧为会计长，谢逸桥为岭东代理主盟人。当年先后在日本宣誓加盟的梅州籍旅日青年还有黄超如、谢延英、温翀珏、饶真、李天麟等25人。

　　孙中山自1895年发动起义后，被清廷通缉，无法返国策划革命。1906年春，孙中山遂派谢逸桥回国，负责联络会党，吸收同盟会员。谢逸桥回国后，先后吸收肖惠长、姚雨平、温翀远、丘映芙、郭典三、林修明、周增、古直等100多位梅州籍各县知识青年及会党骨干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对岭东的革命非常重视，亲自从海外派廖仲恺、谢良牧、梁鸣九等回国协助。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1907年温靖侯、谢逸桥等革命党人又在广东梅县松口创办体育学堂，以培训新学师资为名，暗中集中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同盟会干部及会党骨干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和军事知识的学习，其教练多是梅州籍华侨。此外，还在兴宁、平远等县设立了分校。广东松口体育学堂乃是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为了加强革命联络，谢逸桥等以松口体育学堂学员为骨干，在松口镇的大街上开设“公裕源米店”作联络机关，“会员遍布粤之潮梅，闽之漳汀”。他们以办新学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对推动岭东地区的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8年春，广东松口体育学堂被当局关闭停办。谢良牧、梁鸣九、姚雨平等带领一批体育会员离梅赴穗，利用广州嘉应会馆及长乐（现梅州五华县）公所等作据点，从事策反新军和联络学界的革命工作。当时，谢良牧从朱执信处获悉云南河口起义，急需一批军事干部协助训练民军，乃致电谢逸桥，谢逸桥即派郭典三、黄嵩南等人赴云南协助黄兴。

　　与此同时，谢逸桥还在汕头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名为宣传新学，实为鼓吹革命，因而为清政府所注意。该报只办了半年左右即遭封闭。同年秋，在梅州籍华侨丘燮亭、梁映堂、廖煜堂等鼎力支持下，谢逸桥又在《中华新报》基础上改办《新中华报》，每日出版两大张，发行13500份，其中在海外华侨中发行7000份。此外，旅美梅州籍华侨谢英伯先后与孙科等人在美国檀香山创办《自由新报》，与刘思复、潘达微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而在日本，则有旅日梅州籍华侨在东京出版的《梅州》。这些华侨同志创办的革命报刊是播种机，把革命种子撒向海内外。

　　广东梅州籍华侨在捐款捐资支持辛亥革命方面尤为突出。1905年秋，同盟会刚成立，孙中山要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和筹款。谢逸桥、谢良牧则慷慨捐赠。谢家当时是华侨巨富，据其后人说：“谢家为了支持孙中山，最后几乎倾家荡产。”孙中山在革命胜利后盛赞谢氏兄弟“挥金为革命”的精神。在1918年5月间，孙中山特地率胡汉民、姚雨平等到松口铜琶村会见谢氏兄弟。5月28日下午4时，孙中山抵达谢氏兄弟家，是晚下榻爱春楼，主人谢逸桥热情为之洗尘。应主人之请，孙中山先生还兴致勃勃地为爱春楼题联曰：“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题罢仍觉余兴未尽，又撰一联曰：“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翌日，孙先生应松口各界人士邀请，到松口公学参观并会见当地归国华侨。

　　同盟会从创立之日起，一直都得到梅州松口华侨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谢氏兄弟。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曾带领谢良牧赴南洋宣传革命。谢在南洋主要活动于马来亚和印尼各埠。他先后在那些地方吸收梅州籍华侨梁鸣九、梁密庵、古亮初、吴伟康等加盟，并与他们分赴各埠组织同盟会，作为联络华侨革命力量的机关。孙中山还多次在南洋谢氏兄弟家中召集重要会议。

　　1909年8月，梁鸣九受命赴南洋为黄兴等所策划的新军起义筹款。当时印尼爪哇全岛霍乱流行极烈，梁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得到那里的华侨团体八打威书报社进步人士的热情支持，因而在很短时间内便由200多名华侨捐献了约折合港币5万元的荷盾。当梁鸣九亲携汇票乘船返回新加坡时，船只不幸被荷兰一巨轮撞沉，梁即葬身鱼腹，成为梅州籍华侨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人。噩耗传到八打威，梁密庵即向汇款银行报失，几经周折才将汇款如数领回。直至1911年，他们获悉同盟会驻香港总部组织攻打广州督署时，梁密庵等才商议把此款汇回黄克强亲收。这笔款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成立时，孙中山向梁颁发了旌义状，表彰了爱国华侨梁密庵。此外，当时协助支持策划新军起义的梅州籍华侨还有丘莘荣等，他们不但在资金上给予大力资助，而且还分别在香港设立嘉应学会，在广州开办瓷业公司等，以掩护革命党人。别在香港设立嘉应学会，在广州开办瓷业公司等，以掩护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