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2)
辛亥革命网 2012-06-04 00:0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鸿谷 查看：
宋教仁与胡瑛是患难之交，他更相信胡瑛。他犹豫了。
于是，宋教仁先是决定等黄兴到来后，再一并同行；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催促宋教仁速往武汉，宋同意6天后起程；结果，之后，宋教仁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主持为理由，拒绝启行。再三延宕，机会一失再失。
对此极为不忿的是谭人凤，10月8日他带着各种药物出院，离沪赴鄂。这位年纪已经51岁，远远大于宋教仁的革命前辈临行之言：“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教仁），仍乞宋君速装继来。”谭人凤尚在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平情而论，武昌起义比较仓促，计划一变再变，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稍早一些时候，蒋翊武被调入进川部队离鄂；起义前一天，孙武因为制造炸弹失慎引发爆炸而受伤。与孙武共造炸弹的刘公，在派人送孙去医院后，也迅速躲藏起来。其妻子与弟弟，都被逮捕——历史学家李剑农据此解释，这是胡瑛劝说宋教仁湖北“不能发难”的理由。但是，蒋翊武确实离开了湖北，但孙武受伤却是在起义前一天，亦即在胡瑛密使劝阻之后。所以，据此而论，胡瑛的理由未必明确在此。信息不对称，或许是解释这一变故最合适也难确凿的理由。
黄兴与宋教仁之于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历史学者迟云飞在其所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提供的一个解释是：“武汉的起义准备渐趋成熟……但是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问题上却难以确定。因为不仅孙武、蒋翊武和刘公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而且他们的才干也不适合出任最高领导人。”——这是邀请黄兴、宋教仁的原因。而同时，谭人凤的观察是：“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机会还是失去了。
10月10日，武汉起义爆发。寻找此次“革命”的领导人，遂成关键。蒋翊武离鄂去川、孙武受伤、刘公“失踪”，而黄兴与宋教仁，包括谭人凤都未抵达武汉。一个又一个的环节错失后，黎元洪获得了机会。虽然他甚至躲在床下，不乐意接受这个首领之位。
从同盟会以及革命事业的角度，这当然令人扼腕。谭人凤后来评论：“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事处历史巨变时刻的当事人，其进退稍有失措，即使历史跌宕。那个历史现场，以及谭人凤的愤怒，后世读史人当然可以感同身受。只是，历史现场还有另外的信息不容遮蔽，武昌起义事发，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随即逃亡，放弃抵抗，革命军于是有了意想不到的顺利。所以孙中山先生评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抽身离开同盟会视野里的历史现场，孙中山所言当然客观。
只是，孙中山先生自1894年致力于革命，并选择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无数先烈无数牺牲，最后一击，却于偶然间失去领导权，难免遗憾。
100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公允而论，历史逻辑已然昭著：清朝之倾覆，各种政治力量合作促成而已。任何单向度的逻辑解释，都将失之武断。这段历史，足可供后人再三思考讨论的是清亡之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以及经验与教训。显然，“民主政治”这一开创性制度及其演化，所有讨论，则必须回到历史现场。非此，一切徒为空论。
陈世宁的油画《共和肇始》。画中人物左起：蔡元培，黄兴，孙中山，林森，胡汉民，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