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8)

　　  7月初，北京黎元洪政府下令调龙济光为琼崖矿务督办，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应澜为广东省长。龙见大势已去，被迫受命率济军赴海南岛。中山先生以讨袁目的已达，遂宣布结束各省中华革命军军事。朱执信奉到中山先生命令后，即亲由香港入石龙传达结束军事命令。仲元乃遵命通知前线各部队暂时停止攻击。不料龙军竟乘我停火之际，大举进犯，意图全力打通石龙惠州一线，以接应惠州李嘉品部回穗集中。我军以久战疲劳，且乏补给，应战失利。朱执信、邓仲元仓猝之际，遂由前线乘原车退往香港，徐连胜亦行回港待命。我临时奉邓仲元紧急通知率所部由石撤退，向菉兰方面收容整理，转回增城旧根据地。石龙失守后，李嘉品遂得以开赴广州。

　　 我率部退返增城后，不久，各方面军事行动均告停止，我即将军务交回徐连胜负责，自去广州休息约一月余。其时邓仲元已由港转沪向中山先生报告粤事。不久，仲元复自上海来电催我赴沪，云将派往南洋清理革命公债事务。我接电后，即于11月间前往上海。

　　七、上海中华革命事务所见闻

　　 1916年冬，我由粤抵沪。中山先生原定派我前往南洋各属一行，协同邓泽如清理公债事务。如前所述，中华革命党讨袁时期在海外所发公债，全部债款数目为二百七十余万元，此款由廖仲恺详列清册，送交北京段祺瑞政府备案，胡汉民亦曾奉中山先生命多次与段祺瑞交涉，要求由政府负责清还，以昭革命信用。段祺瑞初时曾答允由政府拨款清偿，但口惠而实不至（当时海外一部分顽固势力且曾利用泗水中华商会名义，去电诬捏，使北洋政府更有所借口，不肯负责清偿，事见上文，不赘），企图借此以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华侨中的信誉。中山先生对北洋政府自食诺言，虽极气愤，但亦无如之何。由于无法清偿公债款项，原定派我赴南洋之计划，至此亦作罢论，清理革命公债事，遂专责成邓泽如办理。

　　 仲元连年奔走，尤其此次讨龙东江之役，备极辛劳，健康不适，遂决定赴东京休养一个时期。我到沪之初，原寓法租界协平里四号邓仲元寓所，仲元既东渡，赁居亦退租，我遂迁入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总事务所。

　　 是时讨袁已告一段落，中华革命党各省负责人及活动分子云集沪上，极一时之盛。回忆当时集沪人物计有：广东的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邓仲元、古应芬、许崇智、胡毅生、连声海等；浙江的蒋介石、戴季陶、邵元冲、苏曼殊、周淡游等；湖北的居正、田桐、丁人杰、方榖、萧萱、丁士杰等；湖南的覃振、周震麟、万黄裳、陈家鼎等；福建的徐瑞霖、宋渊源、郑鹤年、黄展云等；江西的孙镜亚、邓文辉、周道万、陈抱一等；安徽的吴忠信、杨虎等；广西的邓家彦、王乃昌等；四川的杨庶堪、谢持等；贵州的余建光等。

　　 中山先生亦在环龙路赁有寓所，位于中华革命党总事务所之对面。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丁人杰等数人亦寄寓其间。蒋介石当时赁居法租界新民里十一号，地点距环龙路不远。蒋当时极喜与党内同志交游联络，其寓所经常宾客满座，俨似一俱乐部。

　　 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居住者，除我之外，尚有连声海、刘纪文、万黄裳、周道万、陈抱一、方榖、江维华等。我迁入事务所居住后，深感闲居无聊，乃向朱执信要求分配工作，执信乃委我负责办理文书来往事务。并曾一度奉派与余建光、丁人杰同往苏州，旁听苏州高等审判厅（审判厅长为庄景珂）开审陈其美被刺一案。

　　 回忆在事务所工作期间（1917年上半年）了解所及，中山先生当时主要政治活动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参加欧战。自讨袁结束以后，中山先生无论在公开言论或私人谈话中，皆力主维护国内和平统一，使中国人民在多年内战以后重获休养生息的机会。其时北京段祺瑞内阁在英法等帝国主义煽动下，极力主张参加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妄图借协约国军事优势进行投机分肥。中山先生当时已洞悉参加列强之间之混乱，于国于民实无利可言，故再三表示反对卷入欧战漩涡，并曾致电英国首相，请勿怂恿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同时又致电北京国会详言其利害。中华革命党内各主要人物，均完全拥护中山先生之主张，甚至段内阁之外交总长伍廷芳（国民党员，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亦与中山先生持同一见解。此外，总统黎元洪及国会大多数议员亦均反对参战。其后由于反对参战问题演变，遂发展为护法运动。中山先生当时一面反对参战，一面号召和平建议，《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著作，其思想酝酿皆开始于留沪期间。在日常生活起居方面，我见中山先生深居简出，生活简单朴素，平时见客，无分冬夏，皆御民装或中山服。先生当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衣履整洁，信容温穆，日常饮食不过三四味，间有请宴宾客，多用英租界“小有天”闽菜招待。他常说：广东菜式失于调味太淡，北方菜式则失于太浓，惟福州菜浓淡得宜，较为可口。先生平日无自备车辆，有事外出皆临时雇用马车。在供给方面，中山先生在沪每月生活应酬开支，均由事务所入账，个人并无领取薪水，故经济上常感拮据。至于其他事务所工作人员，每个除由公家供给膳食宿外，不分职别等级，一律只月支津贴三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