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白描：民国第一日(2)

　　常言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南方财政一筹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绍英在日记里写道：“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转眼到了月底，袁世凯告诉隆裕：“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若财源如此匮乏下去，将无法同南方作战。出于无奈，隆裕只得下诏，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亲贵捐献。然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不过，这些所谓款项仅仅停留在电报纸面上而已，如同画饼。而亲贵们则个个像铁公鸡，不愿出血。据当时在总务厅任职的许宝蘅记载，1月2日上午，袁世凯入对，隆裕言：“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答：“奕劻出银十五万。”隆裕道：“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

　　两天后，段祺瑞、赵尔巽、陈夔龙等八位大吏联名通电，指出“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应者依旧寥寥。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得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徒具虚名。套用句时髦话，他就是个“打酱油的”。

　　况且不少革命党人年轻气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这个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间有两件事对汤刺激颇大。一是“贵林事件”。贵林，杭州旗营满人，思想开明，在和平解决旗营问题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营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义加以枪决。出于“维稳”的需要，汤强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又向汤发难。王本来就对汤寿潜甚有成见，曾质问陈其美:“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何要推他出来做都督？”后来王更是无视都督府的命令，组织绍兴军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东税收，采购军械，扩充部队，“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实在没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图章”，做个“傀儡都督”。半个月后，汤寿潜挂冠辞官。

　　汤氏之遭遇实乃南方独立诸省的一个缩影。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各色人等掺杂其间，心怀私利，鱼龙混杂。南昌独立，原新军协统吴介璋出任都督，不久便叫苦不迭：“地方情形还很混乱，青红帮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难，急于求去。”12月31日，一支学生军路过黄州，经朱峙三观察，“学生军虽有三分之一为真学生，余人予似在武昌见过为小贸或提篮卖物之小流氓，想见招学生军时流品之杂。”

　　可见如何整合这些背景繁杂、层次不一的诸股力量，便成为又一道摆在孙中山面前的难题，毕竟革命尚需依靠他们完成。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也颇有政见与派系之别。就在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宋教仁还就未来政府形式到底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与孙氏争吵得“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同时，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宿怨难消，湖北的黎元洪与临时政府亦是貌合神离，自树一帜。这也就难怪莫理循认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能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

　　与之相比，清政府已至无人可信、无人可用之境地。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能臣端方身陷莫须有的“照相门”事件，横遭罢黜，后死于蜀道之上；干吏铁良竟因载涛、良弼的嫉妒而被贬至江宁任闲差；肃亲王善耆出于善意倡言改革，却被视为朝廷异端，难受重用……亲贵见用，贤才见弃，载沣28岁，载洵25岁，载涛24岁，三个乳臭未干的80后居然忝列内阁要职，岂不令国人心寒！      

　　12月6日，载沣卸去摄政王一职，退归藩邸。这意味着隆裕太后、宣统小皇帝失去了手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救命稻草。虽然袁世凯声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然而谁都清楚，“项城之心，千空百窍，外人无从捉摸”，作为善于权变之辈，袁世凯只会相机而动，绝无忠心可言。

　　不过，除了依仗老袁，还能靠谁？隆裕只好把赌注压在袁氏身上。据《绍英日记》载，12月28日，袁世凯将南方革命党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的建议呈报隆裕太后。“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隆裕已是心力交瘁，打算撂挑子了。毫无疑问，自此，清廷的命运已牢牢攥在袁世凯手中。

　　虽然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不能统领所有势力，他握有一堆杂牌，尚需时日悉心梳理；隆裕手头已无牌可出，只得寄希望于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两边得利，能进能退，成为南北皆极力争取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