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白描:民国第一日(2)
辛亥革命网 2011-12-31 00:00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王学斌 查看:
常言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南方财政一筹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绍英在日记里写道:“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转眼到了月底,袁世凯告诉隆裕:“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若财源如此匮乏下去,将无法同南方作战。出于无奈,隆裕只得下诏,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亲贵捐献。然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不过,这些所谓款项仅仅停留在电报纸面上而已,如同画饼。而亲贵们则个个像铁公鸡,不愿出血。据当时在总务厅任职的许宝蘅记载,1月2日上午,袁世凯入对,隆裕言:“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答:“奕劻出银十五万。”隆裕道:“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
两天后,段祺瑞、赵尔巽、陈夔龙等八位大吏联名通电,指出“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应者依旧寥寥。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得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徒具虚名。套用句时髦话,他就是个“打酱油的”。
况且不少革命党人年轻气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这个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间有两件事对汤刺激颇大。一是“贵林事件”。贵林,杭州旗营满人,思想开明,在和平解决旗营问题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营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义加以枪决。出于“维稳”的需要,汤强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又向汤发难。王本来就对汤寿潜甚有成见,曾质问陈其美:“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何要推他出来做都督?”后来王更是无视都督府的命令,组织绍兴军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东税收,采购军械,扩充部队,“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实在没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图章”,做个“傀儡都督”。半个月后,汤寿潜挂冠辞官。
汤氏之遭遇实乃南方独立诸省的一个缩影。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各色人等掺杂其间,心怀私利,鱼龙混杂。南昌独立,原新军协统吴介璋出任都督,不久便叫苦不迭:“地方情形还很混乱,青红帮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难,急于求去。”12月31日,一支学生军路过黄州,经朱峙三观察,“学生军虽有三分之一为真学生,余人予似在武昌见过为小贸或提篮卖物之小流氓,想见招学生军时流品之杂。”
可见如何整合这些背景繁杂、层次不一的诸股力量,便成为又一道摆在孙中山面前的难题,毕竟革命尚需依靠他们完成。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也颇有政见与派系之别。就在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宋教仁还就未来政府形式到底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与孙氏争吵得“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同时,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宿怨难消,湖北的黎元洪与临时政府亦是貌合神离,自树一帜。这也就难怪莫理循认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能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
与之相比,清政府已至无人可信、无人可用之境地。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能臣端方身陷莫须有的“照相门”事件,横遭罢黜,后死于蜀道之上;干吏铁良竟因载涛、良弼的嫉妒而被贬至江宁任闲差;肃亲王善耆出于善意倡言改革,却被视为朝廷异端,难受重用……亲贵见用,贤才见弃,载沣28岁,载洵25岁,载涛24岁,三个乳臭未干的80后居然忝列内阁要职,岂不令国人心寒!
12月6日,载沣卸去摄政王一职,退归藩邸。这意味着隆裕太后、宣统小皇帝失去了手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救命稻草。虽然袁世凯声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然而谁都清楚,“项城之心,千空百窍,外人无从捉摸”,作为善于权变之辈,袁世凯只会相机而动,绝无忠心可言。
不过,除了依仗老袁,还能靠谁?隆裕只好把赌注压在袁氏身上。据《绍英日记》载,12月28日,袁世凯将南方革命党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的建议呈报隆裕太后。“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隆裕已是心力交瘁,打算撂挑子了。毫无疑问,自此,清廷的命运已牢牢攥在袁世凯手中。
虽然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不能统领所有势力,他握有一堆杂牌,尚需时日悉心梳理;隆裕手头已无牌可出,只得寄希望于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两边得利,能进能退,成为南北皆极力争取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