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终成功(2)
辛亥革命网 2012-02-28 00:00 来源：《团结》杂志2011年第5期 作者：刘则永 查看：
保路运动风起云涌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5月，清政府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外国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尤以四川的声势最为浩大。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谘议局议长、立宪派人士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的仇恨情绪，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数百块木板，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推动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很快，川东地区、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急忙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擒获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熊秉坤：武昌起义第一枪
熊秉坤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属第八镇31标）中的共进会总代表。在他的领导下，武昌首义之前，营中的革命党成员已达2百多人，几占全营人数的一半。作为工程八营中革命党人的总代表，他还在新军的其他营盘间不断往来联络革命党人，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组织和方法，并且极力鼓动革命党人尽量多地掌握实际的兵权，尽量多地团结士兵和士官，扩大革命力量。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数次讨论酝酿，并上报时在上海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定即在辛亥年适时随机发动起义。1911年10月9日，共进社领导人孙武在汉口法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受伤。法国巡捕闻声赶至，把准备起义所用的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下令紧闭城门，大事搜捕。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
10日上午，熊秉坤得知起义事泄后，与同志们约商，于当日下午3时下操后趁机起事。中午，天下起了大雨，正当他轮值守卫，于是熊秉坤私取营中通行的腰牌，前往武昌城内约出第29标、30标的党人同志蔡济民、王文锦、方维等，议定利用工程八营管辖并就近军械所，可以迅速得到枪械弹药补充的优势，由八营首先动作，熊秉坤鸣3声枪响为起义信号，其他各标及炮营相继响应。
但事又多变，工程八营下午的操练临时取消了，他们只好又把时间推到当晚7时，还以3声枪响为号，同时动作。是晚，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在巡查中发现党人士兵金兆龙竟然荷枪实弹，就厉声责问并欲动手抓捕。金兆龙情急掉转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负伤向门外逃跑。这时，恰好熊秉坤巡视到此，他果断开枪击中陶腹部。他的枪声引起全营惊动，革命党人纷纷冲出营房，投入战斗。首义自此而起！
其后，熊秉坤还参与指挥了进攻湖广总督府衙的战斗。他不仅仅率他的团队打响了“第一枪”， 更是武昌首义的战斗中坚。武昌首义的成功，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腐朽昏庸的大清王朝自此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