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夕的中国(2)
辛亥革命网 2012-02-28 00:00 来源:《团结》杂志2011年第1期 作者:刘则永 查看:
义和团运动
1900年,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瓜分和侵略,终于在北方引发了一次以农民为主体、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义和团运动”。拳民们打教堂,挖铁路,以为这种天真而狂暴的简单排外就可以救中国。同时,清政府也愚蠢地认为凭“刀枪不入”的拳民们便可以抵御洋人。最终,颠狂止于枪炮。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对义和团则始乱终弃,变抚为剿。而中国则又背上了庚子赔款的重压。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极度愚蠢无能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极大地刺激了国人,无数人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的表现也极大刺激了列强的侵略欲望。从1901年到1908年,列强掀起了重新分割在华路权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路权的控制,帝国主义列强不仅获得了高额利润,侵略触角随着铁路的延伸不断扩张,矿业开发、航运业、在华投资贷款等等,无不成为帝国主义攫取中国利益、巩固和加强势力范围的工具。“不劳兵而有人国”,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人民大众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日益窘迫。
实业救国
甲午战争后,湖南人禹之谟到了上海,计划在长江沿岸从事开矿,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没有成功。1902年,他回到了家乡,在湘潭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毛巾厂,招收了十来个工人。由于他学过纺织技术,善于经营管理,产品质量比较好,价格又便宜,赢得了一定的市场。1903年夏,禹之谟把毛巾厂迁到长沙城里,扩大了规模,还设立了技术学校,招收青少年学徒,教给他们简单的应用化学和制造藤、竹、木等新式家具的手艺。在禹之谟的倡导下,湖南省很快创设了不少织布工厂。
可是西方商品如潮水般的涌入,大肆倾销,区区毛巾厂如何应对得了?禹之谟的“实业救国”理想受到了沉重打击。1904年初,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禹之谟当即加入。1905年,他成为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先后领导了湖南的抵制美货、收回铁路利权、反对盐捐浮收等运动,被推举为湖南教育会会长和商会会长。一心爱国的禹之谟,被清政府视为眼中钉,于1907年1月将其杀害。
革洋人之朝廷的命
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使清政府承担了巨额的赔款。为了支付赔款,维持日常开支,清政府的各级统治者不惜竭泽而渔,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1901至1910年的10年间,仅田赋就增加了2倍以上。地主、商人、官僚趁机兼并土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1902年,直隶广宗的景廷宾在清政府的统治核心地区举起“扫清灭洋”的大旗,四川资阳爆发的红灯教起义也提出“灭清剿洋”的口号。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清政府的尊严、威望和信用已经丧尽,在很多国人眼中,清政府不再是一个合法政权,而只是洋人的傀儡。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革命逐步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各个阶层的抗捐抗税斗争、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融入到资产阶级革命中,并对它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为了抗议沙俄违约不撤走它在中国东北的军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企图效法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抵抗波斯入侵的做法,与侵略者决一死战。这一爱国运动却遭到了清政府的弹压,被勒令解散。参加发起这一活动的陈天华极为愤慨。他在给湖南留日同学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行动分明是爱国的,但清政府却不说我们在和洋人作对,反而说我们和朝廷作对,要把我们作为叛逆者杀了,难道说这样的“洋人的朝廷”也不该推翻么?他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他还在名著《警世钟》里写道:现在的朝廷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完全是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办事,只有把它推翻,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越来越壮大。1905年,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驱逐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借以扼杀海外的革命运动。留日中国学生8千人群起反对。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以自己的死唤醒人们的觉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深重。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纷纷登场,争相在历史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经过历史大潮的几番无情沙汰后,前进的车轮不断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滚动,这大大鼓舞了革命者们,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1904年,孙中山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确实,伟大的辛亥革命,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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