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夕的中国(2)
辛亥革命网 2012-02-28 00:00 来源：《团结》杂志2011年第1期 作者：刘则永 查看：
义和团运动
1900年，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瓜分和侵略，终于在北方引发了一次以农民为主体、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义和团运动”。拳民们打教堂，挖铁路，以为这种天真而狂暴的简单排外就可以救中国。同时，清政府也愚蠢地认为凭“刀枪不入”的拳民们便可以抵御洋人。最终，颠狂止于枪炮。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对义和团则始乱终弃，变抚为剿。而中国则又背上了庚子赔款的重压。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极度愚蠢无能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极大地刺激了国人，无数人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的表现也极大刺激了列强的侵略欲望。从1901年到1908年，列强掀起了重新分割在华路权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路权的控制，帝国主义列强不仅获得了高额利润，侵略触角随着铁路的延伸不断扩张，矿业开发、航运业、在华投资贷款等等，无不成为帝国主义攫取中国利益、巩固和加强势力范围的工具。“不劳兵而有人国”，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人民大众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日益窘迫。
实业救国
甲午战争后，湖南人禹之谟到了上海，计划在长江沿岸从事开矿，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没有成功。1902年，他回到了家乡，在湘潭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毛巾厂，招收了十来个工人。由于他学过纺织技术，善于经营管理，产品质量比较好，价格又便宜，赢得了一定的市场。1903年夏，禹之谟把毛巾厂迁到长沙城里，扩大了规模，还设立了技术学校，招收青少年学徒，教给他们简单的应用化学和制造藤、竹、木等新式家具的手艺。在禹之谟的倡导下，湖南省很快创设了不少织布工厂。
可是西方商品如潮水般的涌入，大肆倾销，区区毛巾厂如何应对得了？禹之谟的“实业救国”理想受到了沉重打击。1904年初，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禹之谟当即加入。1905年，他成为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先后领导了湖南的抵制美货、收回铁路利权、反对盐捐浮收等运动，被推举为湖南教育会会长和商会会长。一心爱国的禹之谟，被清政府视为眼中钉，于1907年1月将其杀害。
革洋人之朝廷的命
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使清政府承担了巨额的赔款。为了支付赔款，维持日常开支，清政府的各级统治者不惜竭泽而渔，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1901至1910年的10年间，仅田赋就增加了2倍以上。地主、商人、官僚趁机兼并土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1902年，直隶广宗的景廷宾在清政府的统治核心地区举起“扫清灭洋”的大旗，四川资阳爆发的红灯教起义也提出“灭清剿洋”的口号。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清政府的尊严、威望和信用已经丧尽，在很多国人眼中，清政府不再是一个合法政权，而只是洋人的傀儡。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革命逐步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各个阶层的抗捐抗税斗争、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融入到资产阶级革命中，并对它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为了抗议沙俄违约不撤走它在中国东北的军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企图效法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抵抗波斯入侵的做法，与侵略者决一死战。这一爱国运动却遭到了清政府的弹压，被勒令解散。参加发起这一活动的陈天华极为愤慨。他在给湖南留日同学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行动分明是爱国的，但清政府却不说我们在和洋人作对，反而说我们和朝廷作对，要把我们作为叛逆者杀了，难道说这样的“洋人的朝廷”也不该推翻么？他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他还在名著《警世钟》里写道：现在的朝廷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完全是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办事，只有把它推翻，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越来越壮大。1905年，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驱逐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借以扼杀海外的革命运动。留日中国学生8千人群起反对。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以自己的死唤醒人们的觉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深重。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纷纷登场，争相在历史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经过历史大潮的几番无情沙汰后，前进的车轮不断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滚动，这大大鼓舞了革命者们，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1904年，孙中山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确实，伟大的辛亥革命，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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