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炳麟与《[民国]崇明县志》

　　民国《崇明县志》，为崇明诸志中距今最近、质量最好的一部。是志的纂修，适在民国纪元之后，地方官和乡绅纂修邑志，旨在存史，力图以修志来保存地方文献与传统，然而，其中不无守旧的传统意识。由于时代进步，是志总纂曹炳麟在修志实践中，坚持谨慎态度，对方志反映地方文献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对方志的内容和体例均有所创获。

　　曹炳麟（1872～1938年），字吟秋，号钝吟，晚号钝翁，六不居士。上海市崇明县人。炳麟早年丧父，靠母亲龚氏抚养长大。二十岁时为县学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乡试，名列高魁中举。次年，因病未参加会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赴任安徽知县候补职。他赴任后，细心考察皖中财政，凡有急办之事，必一一整理成文上报，颇得上司赞赏。宣统元年（1909年），他奉命前往宣城，查办积年悬案。查办时，深入调查，熟悉悬案始末，详细拟出归结之法，使多年悬案真相大白。辛亥革命后，他归故里，曾辅助办理县政。1914年，他筹设崇明中学，自己出任校长，在职十余年，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善诗文，尤工书法，所绘花卉，淡雅逸致。生平著作有《钝庐文集》十五卷、《说文约文》四卷、《杜诗微》五卷、《钝庐诗文续稿》二卷、《杜韩诗联语》一卷、《六不居联语》一卷、《自编年历》一卷。尤为著名的则为总纂民国《崇明县志》十八卷，为家乡的方志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曹炳麟于1919年，应县长王清穆之聘，担任县志总纂，历时六载，于1924年竣稿、1930年刊行。曹炳麟自语略云：“吾邑经五迁，志几八修，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逐洪涛巨浸以论胥者，既渺焉不复可知，而犹撮拾于流离播荡之余，存文献于什一者，实惟志焉是赖。”强调志书之信实备征之存史功用。

　　是志上续光绪志之继限，下迄于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以后至纂志时的地方文献资料经采辑作为附编，存而以待后人续纂时酌用。是志特色，在凡例中予以阐述：

　　志沿革，重存佚。崇明岛沙土坍涨无定的地方特点，使得“沙状界域年远失稽，兼以坍涨靡定，豪强蠹吏率乱卸图，错综苒位，弊混至难究诘。争田繁讼，职是之由。前志于田制不甚详备，道咸以后，外沙涂荡弊并丛滋，未能条举，致考政者披寻惝恍。”这点很有独到之处。崇明历来与江北的海门，江南岸的宝山、太仓等地争议新涨沙洲，聚讼无休，使县境界域之记载不易，是志纂修，对历史上沙洲坍涨沿革、历届地亩丈量及赋税定额，历次勘界争地之定论，都加意审实，详具图表，以资考览。对于旧志述崇明沿革失实之处，是志也据理予以纠正。对崇明历来沙洲位置的变移，县城的迁徙，一一加以考核，为了解崇明变迁史提供了大量佐证。

　　志人物，重征实。是志的人物传，强调依事立传。“志人物，所以章文献也，非如家乘稗官，铺扬失实。当分立传目，依类而书，例不妨从宽，事必求征实，与其滥洵势要，毋宁搜阐幽潜。其有家学渊源，名德代著，或事功相类，文行等伦，自当父子同编，不妨异族合传。其功德卓越，大节炳然者，为之特立专传，略见史法”。凡例强调以史传标准来安排县志人物传。旧志于人物传外又立名宦传，以宦秩尊卑为立传标准，是志对此甚不以为然：“名宦以功德及民生为主，岂遗爱浅深，视官秩尊卑而判？人物当比事属类而书，乃列传编次循时代先后为差，此皆量为改订者”。对于历来方志中必占篇幅的列女传，是志将其列入人物志中，不再单独立目，并对先前编排重点加以改造：“其事实足征者，以其节行才艺合传分书，各从义例，不当专重贞节，仅列姓氏，有同印册。凡前志节妇天事者，别汇一编，以存梗概”。凡例规定，虽然未能将列女之类的内容舍去，已有很大改进。封建道德的内容有压缩。

　　志艺文，重考核。是志对于历代文献著作存佚，分别加以考实，分清各书的存佚后，着重介绍存著及其作者，引证详备，考核精审。如对清代学者何焯、陈奂等人的生平与著述之介绍，至今尚甚有价值。纂者在凡例中谓：“前志艺文，但列著作、人名、书目不下千余，而存者百无一二，岂先贤遗著皆荡佚无存？抑传述实有虚假欤？今略仿班书，备志书目，分别四部，略著专家。或原书访得，则标举书中义旨，酌取序文，附入夹注，存其崖略。若其关系掌故，则采入各志，或详叙本传。更有格于义例，无类可归，而文辞雅驯，爱难割舍，虽片鳞断爪，皆文献所存，应仿会稽章氏《和州文征》例，别刊《崇明文撷》，以订坠遗”。此说可贵。

　　增作附编，储料备征。是志修成于1924年，志书仅修至清末，结束有清一代本地文献资料之记载。自辛亥革命至修志时，“山川依旧而政令迭新，因革之间，不无损益”，诸如疆域建置，或田亩赋税等，变革改易剧烈，虽一时不在修志断限内，然后人续修，势在必然，故纂者又纂成附编，汇集辛亥以后崇明县各方面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地予以记述，以备后人征考利用。附编一卷，分疆域、田制、赋税、杂税、关税、盐税、公署、职官表、交通、实业、海塘、仓厂、选举表、教育会、商会、农会、欠款公产、教育局、教育、学校表、图书、善堂、人物、列女、杂志、物异等门类，其中赋税、职官等内容，尤为研究民国初年当地社会、经济变革的宝贵资料。附编内容仍是这部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志体例为：卷首有序言、凡例、图说、志原，正文设地理志、河渠志、经政志、学校志、武备志、人物志、职官志、艺文志、杂事志等，列目六十一。在列篇、设目、分类时，不照搬旧志，而是切时切地，重民生，汰因袭，是志依通志体例，对志目作了创新。川丁粮折征已久，已时过事异，因此设赋税列入经政类；旧志地理、风俗二志为一；单独立河渠志；合赋税与建置二者为经政志；并将原建置志中坛庙、祠墓、桥梁等统归地理志，而堤岸、坝墩入河渠志，城池、街巷、公署、海塘则入经政志；职官与名宦二志也行合并，附以文武官志；人物志中则又并入选举志、列女志内容；艺文志附载金石；杂事志记载各志未收之史实；志原详叙县志历代修纂原委，并附各志序跋以备览。

　　是志在搜集史料时，注意详备，谨防遗漏；注意调查，谨防讹传；在编纂时，注意抓住重点，不使汗牛充栋，使文不繁而事增，辞不滥而义备。在成志过程中，纠正了“自有崇明在宋朝”的讹传，论述崇明形势，颇有见地；褒奖了崇明人民备本业，乡民朴实，积极耕种，寸土无荒弃和书声与织机声日夜相闻的优良风俗；批判了吸鸦片、聚赌、阴阳风水，械斗以及无赖男女自称见鬼或谓其神降其身以惑人的恶劣风俗；载方言、奇字在语言学和文字学上别有洞天；载物产比前志资料丰富。1930年曹炳麟在前次修志的基础上，又附编一卷，将志中所叙之事延伸至1926年，民国间的新政尽情收录。

　　曹炳麟坚持谨慎的修志态度，实事求是，为家乡所纂志书有所创新，成为佳构，为近代方志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