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人促成广州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网 2012-03-16 00:00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佚名 查看:
这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波谲云诡的辛亥革命中,他们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站在最前台,也没有如新军、会党一般,手持枪杆冲锋在街巷的最前线,但正是在风雨苍黄之际,他们的态度变化,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经历辛亥革命一役,他们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是一个希望变革的群体。经历清末民族危机、“新政”刺激,以及立宪、革命运动的激荡,他们意识到只有经历变革,中国才能进步和发展;但这个群体“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决定着他们与旧体制“剪不断理还乱”。因此,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身上有了充分注脚。
在疾风骤雨的1911年,商人阶层的群像,大抵如此。
翻开一篇篇电文,隐于幕后的商贾们活灵活现起来,历史重新“发声”。但从1911年到1918年,从数千篇电函一路翻阅下来,我们发现,资本与革命、商人们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可谓峰回路转——最初是疑虑、抵拒,革命高潮时期才转而支持,但后来逐渐失望,终于在政治上站到对立面。
关键时刻绅商“逼宫”两广总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辛亥革命旋即席卷全国。与武昌首义发生流血相比,岭南重镇广州得以和平光复,粤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昌起义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社会秩序开始激烈动荡。
具体到广东,早在革命前夜,商人阶层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少商界头面人物,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持和同情革命者。黄花岗起义后,一贯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立宪派领袖江孔殷,甚至出面收殓黄花岗起义烈士遗体。
武昌起义后,广州城内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商人们滑向革命党人阵营的进程。10月25日,革命党人炸死清廷新任的广州将军凤山,凤山的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广东绅商阶层触动很大。据史料披露,粤商自治会、九善堂等商人团体开始在广州城内大造舆论,他们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以及革命党人的军事压力,清王朝的官员明白人心已易、大势已去。
绅商们的“逼宫”,再加上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局势日益紧张,让原本强硬的两广总督张鸣岐的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他被迫作出了同意“和平独立”的决定。11月9日,广州宣布光复,成立由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首的军政府。就这样,广州实现了和平易帜,这在当时的中国殊为罕见,粤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军政府公债贬值让商人损失惨重
广州光复后,正是广东商人对革命党人的政治信任,支撑了广东军政府的初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狂欢的气氛还没有消退,商界就感觉革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商人们更看重的是新政府能迅速结束动乱,恢复治安,为社会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商人才更加有利可图。然而,革命后,社会治安更加恶劣。革命党人夺得广东政权所依赖的民军,表面上是会党、绿林,实际多由从四乡八镇涌来的赤贫农民和土匪组成。军政府无法保证他们的军饷,又无力安置他们,导致民军四出抢劫,经常与所驻地商人发生冲突,成为广州城一大祸患。
而在经济方面,则更为致命。商人趋利,他们期望能从革命党人许诺的高年利率公债中获利,但是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往往到期而无法兑现。大量发行的纸币,因缺乏足够的准备金,因此一再贬值,商人损失严重。当时的报纸刊登了很多商人们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言论,军政府竟在两天内封了《广州总商会报》等3份报纸并拘捕报馆主笔及负责人,这在清朝都是未曾有过的。广东商人发现革命后反而今不如昔,痛苦地抱怨“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失望加担心,使广东商人比清朝时更积极寻求“自保”。广东独立后广州商人组织的粤商维持公安会,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该会负责人在谈及组织缘起时,指革命后“秩序麻紊”,“金融恐慌,商业凋零”。
1912年4月孙中山回粤时,粤商维持公安会在公开场合很不客气地质问孙中山:“我共和民国广东而有此现象,此岂先生所忍见耶?此岂先生坚抱民生主义之初衷所能料到耶?”
张謇辞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
商人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在“状元实业家”张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电函显示,1912年2月6日,就在民国成立仅仅1个多月,张謇给孙中山和黄兴写了一篇近千字的电报。电函开门见山,没有半句寒暄套话,直陈临时政府政出多门给盐商带来的流弊。
盐商是特许商人,缴纳了规定的税收,可在一定地区专卖,其他商人不得贩卖。辛亥革命时期,盐商也把税收交给革命政府,是因为相信张謇。但在军政府时期,各地军政当局为增加财政来源,不顾原来的法律政令,允许盐商以外的其他商人参与食盐贩卖,这就使原先领有牌照盐商的存盐销售困难。
“谓前此军事初起,各商存在食岸之盐,本利全抛,已无可说。今时局渐定,立盐政总局,商等意事权从此统一,政令不致纷歧。”张謇甚至语气毫不客气:“商人迫于大义,勉力承认筹缴课釐,原为信任总理有权,可以统一各省。今又政令歧出,使商等无所适从,所认课釐如何敢缴。请明示办法等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电函发出后的第二天,张謇就请辞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当时的背景是,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源一直捉襟见肘。孙中山希望张謇出任财政总长,但张謇知道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只答应出任实业总长。
1912年初,为了筹款,孙中山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此条约虽然因舆论强烈反对而没有通过,但直接促成了张謇的离任。孙中山认为,“合办”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灵活应变的权宜之计,是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而张謇认为,“合办”影响“政府利益”而竭力反对。在电函中,张謇致电孙中山:“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谨自动辞职。”
张謇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有学者事后解读,除了两人政见分歧,性格也是因素之一。在张謇日记里,他曾描述了初见孙中山的感受。他对孙中山的评价只用了寥寥四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在实业起家的张謇看来,做事业一定要有系统性、科学性,“做一分是一分”,但他认为,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和浪漫。
民国初立,百废待兴,如何重整局面,实业家与革命家的分别,也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