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人促成广州和平光复

　　这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波谲云诡的辛亥革命中，他们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站在最前台，也没有如新军、会党一般，手持枪杆冲锋在街巷的最前线，但正是在风雨苍黄之际，他们的态度变化，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经历辛亥革命一役，他们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是一个希望变革的群体。经历清末民族危机、“新政”刺激，以及立宪、革命运动的激荡，他们意识到只有经历变革，中国才能进步和发展；但这个群体“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决定着他们与旧体制“剪不断理还乱”。因此，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身上有了充分注脚。

　　在疾风骤雨的1911年，商人阶层的群像，大抵如此。

　　翻开一篇篇电文，隐于幕后的商贾们活灵活现起来，历史重新“发声”。但从1911年到1918年，从数千篇电函一路翻阅下来，我们发现，资本与革命、商人们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可谓峰回路转——最初是疑虑、抵拒，革命高潮时期才转而支持，但后来逐渐失望，终于在政治上站到对立面。

　　关键时刻绅商“逼宫”两广总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辛亥革命旋即席卷全国。与武昌首义发生流血相比，岭南重镇广州得以和平光复，粤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昌起义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社会秩序开始激烈动荡。

　　具体到广东，早在革命前夜，商人阶层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少商界头面人物，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持和同情革命者。黄花岗起义后，一贯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立宪派领袖江孔殷，甚至出面收殓黄花岗起义烈士遗体。

　　武昌起义后，广州城内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商人们滑向革命党人阵营的进程。10月25日，革命党人炸死清廷新任的广州将军凤山，凤山的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广东绅商阶层触动很大。据史料披露，粤商自治会、九善堂等商人团体开始在广州城内大造舆论，他们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以及革命党人的军事压力，清王朝的官员明白人心已易、大势已去。

　　绅商们的“逼宫”，再加上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局势日益紧张，让原本强硬的两广总督张鸣岐的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他被迫作出了同意“和平独立”的决定。11月9日，广州宣布光复，成立由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首的军政府。就这样，广州实现了和平易帜，这在当时的中国殊为罕见，粤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军政府公债贬值让商人损失惨重

　　广州光复后，正是广东商人对革命党人的政治信任，支撑了广东军政府的初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狂欢的气氛还没有消退，商界就感觉革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商人们更看重的是新政府能迅速结束动乱，恢复治安，为社会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商人才更加有利可图。然而，革命后，社会治安更加恶劣。革命党人夺得广东政权所依赖的民军，表面上是会党、绿林，实际多由从四乡八镇涌来的赤贫农民和土匪组成。军政府无法保证他们的军饷，又无力安置他们，导致民军四出抢劫，经常与所驻地商人发生冲突，成为广州城一大祸患。

　　而在经济方面，则更为致命。商人趋利，他们期望能从革命党人许诺的高年利率公债中获利，但是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往往到期而无法兑现。大量发行的纸币，因缺乏足够的准备金，因此一再贬值，商人损失严重。当时的报纸刊登了很多商人们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言论，军政府竟在两天内封了《广州总商会报》等3份报纸并拘捕报馆主笔及负责人，这在清朝都是未曾有过的。广东商人发现革命后反而今不如昔，痛苦地抱怨“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失望加担心，使广东商人比清朝时更积极寻求“自保”。广东独立后广州商人组织的粤商维持公安会，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该会负责人在谈及组织缘起时，指革命后“秩序麻紊”，“金融恐慌，商业凋零”。

　　1912年4月孙中山回粤时，粤商维持公安会在公开场合很不客气地质问孙中山：“我共和民国广东而有此现象，此岂先生所忍见耶？此岂先生坚抱民生主义之初衷所能料到耶？”

　　张謇辞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

　　商人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在“状元实业家”张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电函显示，1912年2月6日，就在民国成立仅仅1个多月，张謇给孙中山和黄兴写了一篇近千字的电报。电函开门见山，没有半句寒暄套话，直陈临时政府政出多门给盐商带来的流弊。

　　盐商是特许商人，缴纳了规定的税收，可在一定地区专卖，其他商人不得贩卖。辛亥革命时期，盐商也把税收交给革命政府，是因为相信张謇。但在军政府时期，各地军政当局为增加财政来源，不顾原来的法律政令，允许盐商以外的其他商人参与食盐贩卖，这就使原先领有牌照盐商的存盐销售困难。

　　“谓前此军事初起，各商存在食岸之盐，本利全抛，已无可说。今时局渐定，立盐政总局，商等意事权从此统一，政令不致纷歧。”张謇甚至语气毫不客气：“商人迫于大义，勉力承认筹缴课釐，原为信任总理有权，可以统一各省。今又政令歧出，使商等无所适从，所认课釐如何敢缴。请明示办法等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电函发出后的第二天，张謇就请辞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当时的背景是，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源一直捉襟见肘。孙中山希望张謇出任财政总长，但张謇知道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只答应出任实业总长。

　　1912年初，为了筹款，孙中山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此条约虽然因舆论强烈反对而没有通过，但直接促成了张謇的离任。孙中山认为，“合办”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灵活应变的权宜之计，是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而张謇认为，“合办”影响“政府利益”而竭力反对。在电函中，张謇致电孙中山：“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谨自动辞职。”

　　张謇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有学者事后解读，除了两人政见分歧，性格也是因素之一。在张謇日记里，他曾描述了初见孙中山的感受。他对孙中山的评价只用了寥寥四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在实业起家的张謇看来，做事业一定要有系统性、科学性，“做一分是一分”，但他认为，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和浪漫。

　　民国初立，百废待兴，如何重整局面，实业家与革命家的分别，也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