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三个义乌人的故事

在辛亥革命的光辉历史中，有许多义乌人参加了革命，他们的革命故事，有的已彪炳史册，有的却鲜为人知，其中有三人与孙中山曾有过较深的往来。

　　陈无咎：曾为孙中山号脉诊病

　　陈无咎（1884—1948），义乌市上溪镇黄山人，原名瑞梯，字揽登，学名绿绣，字兰澄，同盟会会员，因村旁有黄山溪，又号黄溪，出身医药世家，与元代的朱丹溪、明代的虞抟并称为“义乌医家三溪”。

　　青年时期，忧国忧民的陈无咎醉心于民主共和，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陈无咎不久即入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海内名人。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无咎隐居上海。1916年，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复辟野心毕露，中华民国处于摇摇欲坠的危境之中，陈无咎毅然弃医从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1919年，陈无咎奉中山先生之召入广东，先后担任浙江省长公署咨询顾问、护法浙江军总司令行营机要秘书、鄂东靖国军参赞军务兼秘书长、驻粤代表。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亲自委任他为浙江招抚使，命其在浙江招兵讨伐直系军阀孙传芳。

　　驻粤期间，陈无咎常出入总统府，为孙中山先生号脉诊病，深得中山先生器重。当年孙中山先生患胃蠕症，日本医生高野大吉教以食水果及生硬食物，遂愈。高野乃自称其治法为抵抗疗病之元祖。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孙文学说》中也有引述而称扬之。而陈无咎引证《黄帝内经》《灵枢•五味论》予以说明，认为抵抗疗法乃中国医学五味相胜之原理，非高野所首创，孙中山先生大为赞赏，并于1919年亲笔题“磨夷研室”匾额赠之，可惜这块原悬挂于故居的赠匾现已佚失。

　　陈无咎淡泊名利，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深恶痛疾，不久毅然辞官，到上海一边行医，一边埋头书斋，从事医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并往来于沪杭之间为人诊病。192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中医学校——汉医学院，努力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医学。1938年，陈无咎出任上海丹溪大学校长，接受名誉医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特授七级嘉禾勋章，奖给“保卫桑梓”匾额。

　　由于陈无咎医德高尚，医术超群，沈钧儒、邵力子、于右任、胡汉民、田桐、经亨颐、张宗祥等与其交往甚多，这些国民党元老纷纷为陈无咎题辞，如于右任为陈元咎的著作题辞为“丹溪正传”；田桐赞他“学贯中西”；沈钧儒题赠“尽见五藏”；经亨颐题为“苏沈风流”；深谙医道的张宗祥细读陈的著作后，认为这是“寿世之言”，并予以高度评价。

　　吴肇基：被孙中山授四等文虎章

　　吴肇基（1881—1917），曾名璀光，义乌市上溪镇萧皇塘人，因结交张恭而萌发反清思想。1903年，他留学日本，接触新书报，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增强，遂愤而弃文习武，毕业于日本武备学堂，深谙兵法，在官兵中颇有威信，后结识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加入光复会，其所部新军为“光复军”的一部分。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吴肇基也率队起义。11月4日午夜，浙江新军捣毁杭州巡抚衙门。翌日，杭州宣布光复。清政府命张勋等调动3万兵马顽守南京。为攻破堡垒，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上海都督陈其美倡议组建“江浙联军”予以支援。于是，浙江以三千兵力组成“援宁支队” ，吴肇基率领的“义乌营”被编为第一营，日夜兼程，行军约400公里，一路高唱吴肇基自编的军歌：“风吹义乌营，宋有宗公，今有革命，割尽辫子，活捉张勋。”

　　“义乌营”以英勇善战著称，抵达南京奉命担任主攻。11月24日，部队攻克乌龙、幕府两山。次日，敌众八千出城突击，浙军迎战，毙敌统领王有宏，余众退守城内。30日，吴肇基率“义乌营”强攻太平门。当晚，他召集各连连长，商议攻敌之策：派遣一连佯攻正大门，三连到离城二里路段待命，四连每人左臂上标上白布，趁着夜色向北段城脚摸进。此时，正面司号、枪炮响彻云天，吴肇基骑着高头大马飞驰而上，一连毙杀清军几员将领，“义乌营”军心大振，战士们争先恐后冲进城去，敌军望风而逃，城门即刻被撕开缺口。张勋眼看大势已去，狼狈逃窜。南京得以胜利收复。

　　此役后，义乌籍的吴农华、吴凤鸣、刘鹤等12人分别得以升迁。吴肇基更是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嘉奖，被授予“四等文虎章”。随后，浙军“援宁支队”扩编为第六师，吴肇基任师部一等副官，后升任步兵廿一团副团长。1915年12月，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起兵讨袁，浙江第六师响应，吴肇基被奉召回杭参与筹划军务兼督练事宜，不久晋升步兵廿一团上校团长。

　　据吴肇基儿子吴灿漠回忆文章，其名字由孙中山先生所取，为继承父亲遗志，考进黄埔军校。解放后，曾担任教师。

　　傅亦僧：为孙中山著书立说

　　傅亦僧（1885—1952），字梦豪、侠生，号佛庵，义乌市佛堂镇雅西村人，同盟会会员，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受新思潮影响，结识了陈其美，并由陈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1913年被选为第二届国会议员，后受孙中山派遣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倒袁。但当他抵达上海时，陈其美已被袁世凯所害，他只得返回日本继续攻读法政大学法学系。

　　1918年，傅亦僧获悉孙中山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旋即从日本启程回国，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后，为他著书立说搜集了大量的中外资料。1920年，其父傅松卿去世，孙中山亲笔题写悼词：“松卿先生千古，‘教子有方’，孙文”，让傅亦僧携回治丧，足见他们关系之深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傅亦僧痛哭失声。经再三考虑，于次年春招募了50余名青年组成 “别动队”，聘请曾担任革命军连长的傅新灿担任教官进行训练。北伐前夕，傅亦僧亲自将队伍送交给广东革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