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民国前的三份报纸(2)
辛亥革命网 2011-09-01 00:00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朱少伟 查看：
那时，正值日本加紧与沙俄勾结，阴谋共同攫取我国的锦齐铁路。日本前首相、侵华元凶伊藤博文在访俄途中，窜至我国东北进行活动，于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率先用大字标题作整版报道，发表评论揭露日本对华野心：“伊藤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而且，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浑蛋”，死有余辜。同时，该报为了号召人们奋起革命，大声疾呼：“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
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松冈获悉此事，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上海道台蔡乃煌觉得《民吁日报》几乎就是《民呼日报》，他见松冈发怒正中下怀，一面敦促法国驻沪领事馆取消该报注册，一面要求“将该报馆封禁具报”。
11月19日，租界当局以“挑动中日衅隙”的罪名查封《民吁日报》。这激起公愤，宁苏皖赣四省学界数百人联名分别致电北京外务、民政两部和上海道台衙门提出抗议。
蔡乃煌对此火冒三丈，派爪牙暗中搜寻于右任。据黄季陆回忆，于右任曾谈起：“民吁报被查封后，清吏蔡乃煌正四处捉拿我，我困守在一间小旅馆里，和孔子‘在陈绝粮’一样无计可施。有一位同志很同情我，但是他和我一样穷，真是爱莫能助。当他经过马路旁一间烧饼铺，乘主人不注意时，取了几个烧饼放入怀里……当我们二人在旅馆中享受这几个烧饼时，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12月28日，日方把《民吁日报》发表的《满洲痛史之鳞爪》、《伊藤怪物之行踪》、《野心家走满之警告》、《满洲风云日急》等数十篇文章作为“排日之证据”，没有经过辩论，该报就被判令“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于右任则被宣布“逐出租界”。
《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由于租界当局的严格限制，于右任无法再次利用原来的印刷设备，他奔波大半年才又办起《民立报》，报名暗寓“立定脚跟作民喉舌”之意。
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在沪创刊，每天出版对开三大张，报馆起初仍设于望平街，由于右任担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光启、章士钊等先后做主笔。这时，在上海道台官位上耀武扬威的蔡乃煌已离沪。
在发刊词中，于右任把《民立报》比作“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该报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新闻版面较多。该报将矛头直指清廷，斥之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对镇压革命的封建官僚进行鞭挞，指其为“民贼”；详细报道黄花岗起义和各地保路、抗捐斗争，赞扬革命党人坚毅勇敢。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其报馆立即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民立报》每期发行量曾达两万多份，运销各地。当年，毛泽东也阅读过该报，据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后来这位伟人在陕北窑洞里谈及：“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首先进行报道，随即专门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亲自为《民立报》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勉励其保持斗志。
翌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仍兼《民立报》社长。袁世凯窃国，于右任辞职返沪，继续主持《民立报》。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民立报》也是重要舆论阵地。“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于1913年9月4日被强令停刊。袁世凯曾以北京总检察厅名义通缉革命党主要成员，于右任也上了黑名单，不得不暂避海外。
顺便一提，《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被称作“竖三民”，不少人以为源于它们三个带“民”字的报头，均竖排在首版右上角；其实，这主要是因它们同为于右任一人所发起创办，形式上虽然是三份报纸，实际却可算一种日报的两次再版（与此相对应，同盟会后期在沪报纸《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因各有主持人，又同时期创刊，被称作“横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