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与云南辛亥革命(4)

　　黄毓英等入滇后，立即分赴腾越、永昌等地开展活动。在腾越，黄毓英，杜韩甫致力于运动驻腾清军各巡防营官兵起义反正。在永昌，何畏、吴品芳等人则积极联系在当地下层群众中有影响的会党首领。同时，他们还在腾、永间的蒲缥建立了“同志会”，负责联络、筹划。以后，又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干崖一带，与傣族同盟会员刀安仁等一道，发动少数民族上层和群众积极开展起义的各项组织、宣传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驻腾的一巡防营管带被争取过来，其余各营士兵中也有很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官兵中表示愿意起义反正者“数逾三分之二”⒅。永昌会党首领亦表示“愿负联络民众之责，于必要时各能集合四百名至五百名之农民”，“此间亦接洽，已有三干名至四千名之强健农人可以听用⒆。1908年底，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亡，腾、永民众人心浮动，跃跃欲试。黄毓英、何畏等即致函仰光，要杨振鸿速回滇境，乘此时机领导发动滇西起义。杨振鸿得讯后，即电告东京吕志伊，同时起程入滇。是年冬月三十日（12月13日）杨抵干崖，与黄毓英、刀安仁等会合。在干崖，他告知已将腾永情况电告东京，吕志伊亦巳由日本动身前来。此间，计划首先在永昌、腾越发动起义，然后义军“出顺宁，取蒙化，再攻大理”，“又由大理编三个师之兵力直取省城而下昆明。再由昆明编二十万革命军，以十万分三路进攻四川，另用三万军出贵州，再用三万军出广西省，取南宁、桂林，以四万人留守云南，兼策应川桂黔各军。如取得川桂黔与我们已得之云南合作，共有四省之多。则清朝之基业已失四分之一，革命军之基础逐渐稳固”。⒇按照这一计划，杨振鸿、黄毓英立即分率一批人员赴永昌和腾越，准备同时起事。不料，就在这段时间，永昌当地人士急欲发动，冬月初一(11月24日)就准备起事攻城。尽管何畏等人予以制止，劝他们等杨振鸿来后统一行动，但有的地方已集合了人员，风声已传扬出去。永昌当局即报告腾越迤西道署，在两地加强了戒备。以后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致使原来联系好的会党首领及大部分人员纷纷离散。冬月二十八日(12月21日)扬振鸿到达蒲缥，何畏等向他报告了这一变化。他仍决心发动起义，定于腊月初四(12月26日)攻打永昌县城。但由于时间仓促，势巳难挽，此举终未能成功发动。腊月初五(12月27日)由于清兵追捕，杨振鸿只得带病退回蒲缥，不幸于腊月十一日(1909年2月2日)病殁。黄毓英等到腾越后，原联系的巡防营官兵亦告知，由于永昌事泄，腾越当局亦增兵换防，举事已无能为力。黄毓英即函永昌，要求起义暂缓。不意函未至却反得杨振鸿噩耗。于是只得暂回干崖，与前来联络的居正等返回仰光，与巳到缅甸的吕志伊等重新计议。

　　1909年春，居正、黄毓英等再度入滇，与刀安仁等在干崖、黑山一带聚集力量，进行起义准备；吕志伊则在缅主持同盟会仰光分会机关报《光华报》，在广大华侨中开展活动。以后，居正返回仰光，黄毓英等则积极组织队伍，训练人员。1910年春，在腾、永坚持活动的马幼伯、吴品芳等告以腾、永形势出现新的转机。于是黄毓英、社韩甫等又再进腾越。此次，他们认真总结了前年活动的经验教训，积极联络当地革命者张文光等人，发展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并公开创设了“自治团体会”。同时继续抓紧对当地巡防营及由大理调防来的新军官兵的运动。由于他们把秘密组织与公开活动结合起来，把发动下层群众与运动军队结合起来，以腾、永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发展很快。当年6月，腾越、永昌、顺宁各属自治团体会代表在永昌集会，统一了组织、领导和行动。他们推举黄毓英主盟，并对在滇西发动起义及起义后的行动、规章等问题作了决定。从此，滇西一带革命形势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腾、永革命活动的影响下，云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彼伏此起，遍及全省。同年4月，威宁民众起事，“三路攻袭昭城”；12月“大姚县乱民聚众入城，劫狱抢库”，次年初“巧家厅监犯戕官反狱”(21)云南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涨。与此同时，吕志伊等在缅甸与清政府驻缅领事及康有为亲自组织的保皇党的斗争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发动和组织了广大海外华侨。为策应滇西起义而进行的筹募款饷、购运军火等活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年冬，重新发动滇西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吕志伊即从仰光致电东京同盟会本部，请黄兴到缅甸，最后决定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黄兴到缅后，和吕志伊一道赴滇缅边界的皦墨等地，会见了愿意资助起义的侨商及省内派来汇报情况的杜韩甫等人，研究讨沦了发动起义的各项细节。正在这个时候，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云南片马。革命党人从泰国偷运武器入滇的行动又遇到阻碍。于是黄兴与吕志伊商议决定，这次滇西起义暂缓。以便一面发动国内外舆论牵动外交与英帝斗争，一面仍按孙中山先生头年10月在槟榔屿的决定，集同盟会人力财力筹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起义。云南同盟会组织则以滇西为基础，进一步在昆明开展活动，做好响应广州起义的准备。从而使云南与广州互为呼应，造成声势。议决之后，黄兴、吕志伊先后赴香港，筹备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同时安排杜韩甫及广东同志何克夫会同黄毓英、马幼伯等到昆明开展活动。腾、永事务则委派张文光、刀安仁负责。这次滇西起义当时虽未能发动，但云南革命党人在滇西建立了牢固的革命基础，对全省人民的反清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的活动，不仅得到了黄兴等同盟会领袖的高度评价，而且直接为后来打响云南辛亥起义第一枪的“腾越起义”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三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同盟会领导的一次影响最大的反清武装起义。正如孙中山所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巳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22)”广州起义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革命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重要阶段。

　　1911年春，黄毓英、何克夫、杜韩甫、马幼伯等人按照黄兴、吕志伊的决定，先后赴昆明开展工作。他们和在昆的革命党人一道，以“三迤总会”等一些民间组织为掩护，在各府、县旅昆的学生和商界人士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与当时十分活跃的哥老会头目交朋友，取得联系。通过哥老会介绍，联络了一批清军营队中的军士。他们定期在城内的古幢寺、圆通寺及城郊的归化寺、昙华寺、铁峯庵等地秘密集会，建立了以黄毓英为首的同盟会秘密机关部，积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与此同时，在腾、永以张文光为首的“自治团体会”也为响应广州起义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久，何克夫奉召至香港，向黄兴、吕志伊等汇报了云南的准备情况。广州起义失败后，腾越当局对张文光等的活动有所察觉，准备进行抓捕，于是张文光乃暂避缅甸。而昆明的活动，由于保密较好，来受影响。以后，随着大批留日同志先后返国，进入云南新军第十九镇担任军职，云南同盟会组织的活动重点即转向了运动和掌握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