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商与上海光复

　　上海开埠后，全国各地商人纷纷涌入，逐渐形成不同于传统商帮的沪商。他们推动了上海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政治的发展，在辛亥上海光复期间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沪商有绅商、买办商人、华侨商人、知识型商人、一般商人等，分布于国际国内贸易、商业、航运业、金融业、制造业、娱乐业、新闻出版等领域。

　　壹 商界翘楚 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前，上海一些商人已投身革命，著名的有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朱葆三、虞洽卿、李征五等。除朱葆三外均是同盟会员。他们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活动场所，资助活动经费。虞洽卿还为起义军代办军械，李征五还组建了一支光复军。

　　虞洽卿，浙江镇海人，航运业巨头。1911年10月初，他在上海同盟会秘密总机关，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的天保客栈，结识以客栈老板身份为掩护的陈其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虞洽卿把设在公共租界内（云南路）的“宁商总会”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场所；派人保护陈其美的安全；倾囊捐助现金8000银元。宁商总会执有香港英国政府注册、工部局第一号总部总会执照（称“特别照会”），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廨的批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

　　11月4日，上海光复当晚，虞洽卿受陈其美重托，携巨款赴苏州，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在民军等配合下，程德全宣告独立。

　　其后，他又自告奋勇去南京，游说清守军张人俊起义，遭拒绝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将购集的军械、弹药连夜亲自押送南京前线天堡城下，接济革命军。天堡城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张勋在此防守，炮火猛烈。在虞洽卿送去的众多木箱中，也有食品，甚至有空箱，但鼓舞了民军士气，使敌人闻风丧胆。事后他说：“这就是兵家虚虚实实之计。”

　　李征五，浙江镇海人，上海滩最早的青帮大亨。他15岁在宁波开始经商，成年后到上海负责李氏家属（坤房）绢丝公司。他是清政府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女婿，但他对清廷腐败深恶痛绝，张口便骂“死老太婆”（指慈禧太后），对孙中山倡导的革命运动非常向往。

　　1911年8月，李征五在上海由谭人凤介绍参加同盟会。入盟后，他在北火车站爱尔近路（今安庆路）庆祥里住宅附近，开了一家木柴公司，作为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李氏三兄弟均为同盟会员，他们资助革命经费高达规银一万两。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但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决定添练新军以备调遣，于是李征五捐出私产百万，招募新兵五千，组成光复军，自任统领（即司令员）。此时，张宗昌率领了五百多人，马三百余匹，分乘三艘海船由山东到沪，前来投奔大亨李征五。李征五见张宗昌人高马大，貌似戆直，说愿收他为徒，张宗昌立即下跪叩了三个响头。李征五哈哈大笑，当即委以重任。李征五向陈其美报告，委任张宗昌为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后来张宗昌成为军阀）。

　　他还在闸北组织了一支以帮会成员为主体的敢死队。在上海起义中，光复军驻守闸北，以为后援。李征五则奋勇当前，亲率敢死队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沪军都督府成立，共统有五军，李征五的光复军是最强的主力之一。不久，李征五即遣部属黎天才率光复军前往南京支援。后孙中山授予李征五少将军衔。

　　贰 联合行动 密谋起义

　　革命党与上海商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

　　1911年10月24日，陈其美与在沪同盟会中部总会成员研究上海起义事宜，决定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工作重心，指派与李平书过从甚密的沈缦云前去联络李平书。

　　1905年，李平书“见清廷大势岌岌，不复可有为”，“力与邑人创行地方自治”。为维持地方秩序，仿效虞洽卿在租界内建立的万国商团中华队，李平书等组建了“南市商团公会”。1911年初，商团组织遍布南市、闸北各行各业，以至伶业（演艺界）。经沈缦云提议，4月8日，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李平书任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会长，会员有5000之众。

　　辛亥革命之前，李平书在上海城自治公所等处，经常邀集各界人士，议论反清之事。武昌起义以后，李平书的政治态度明显转向，由鼓吹立宪、请愿，变成赞成革命。他与上海城自治公所及商团领袖们密商，“佥谓时势至此，不能守关门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

　　沈缦云上门拜访李平书，两人对时局的看法不谋而合。经沈缦云介绍，10月29日，陈其美与李平书在李的寓所相见。双方一见如故，在密室晤谈至深夜，商定“告以保民宗旨”，“彼此随时协商”，共谋起义。这样，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转向了革命，上海商团成了革命党人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城自治公所及各行业商团领导都是著名商人。

　　此后双方即紧张地谋划起义。

　　11月1日上午，上海商团在南市九亩地举行检阅典礼。李显谟担任检阅官（后为总司令）。李显谟，字英石，李平书的族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新军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在商团检阅的当天晚上，陈其美与李平书等在城自治公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上海先动”，还是“视南京举动”两种策略，争持不下。最后尊重李平书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上海先动”。11月2日晚，陈其美与李平书等在城自治公所讨论第二天起义具体步骤。会后，李平书连夜召集各商团负责人会议，布置有关起义问题。

　　11月3日上午，陈其美、李平书等在西门外斜桥西园举行会议，约定下午2时，宣布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