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商人(2)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商团组织是后来上海光复的主要力量之一。1911年初，根据同盟会的指示，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将上海商团组织转变为反清武装力量。此事无疑得到了商团创办人虞洽卿的首肯。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随后，上海商团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发展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后在光复上海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战斗开始后，训练有素的上海商团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民军久攻不克的江南制造局，从而卒定大局。

　　其间，虞洽卿与孙中山上海一带的主要支持者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虞氏曾多次出资支持陈其美，并为其筹款购置枪械，以供起义之用。其中一笔8000两的借款是虞洽卿挪用其担任总经理的宁绍轮船公司款项。此事直到1919年该公司股东大会时才披露，引起众股东大哗，因为当时离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已经四年多了，最后以虞洽卿出面承担了事。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与朱葆三等宁波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实际上成为掩护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武昌起事后，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氏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团司令部（设在今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轩所开“锦泰昌颜料号”店内）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当机立断，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发动革命起义。起义胜利后，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顾问，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总长。

　　上海光复前后为革命党提供财政支持

　　财政问题是上海光复前后革命党人的最大困难之一，对此，当时旅沪的宁波帮商人纷纷给以大力支持。由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特别是起义最初两日军饷全部由两行承担。据《民立报》载，“上海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十四日所发的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胡寄梅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当时参加国民自助会的各业董事如面粉业董事李云书、煤业董事谢蘅牕等宁波帮人士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由宁波商人控制的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其中120两系充宁沪杭及扬州军饷。据粗略统计，此类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替革命军向商家筹措的款项共有300万之巨。当时虞洽卿还和朱葆三、王一亭等向沪上各中外银行、商号商借巨款，接济军需。其中虞氏经手的有四明银行4万两、宁绍公司16万两、荷兰银行1万两，朱葆三经手的有三井洋行35万两，祥泰布庄等商号3万多两，此外当时他们还组织工商、文艺各界“售物助饷”义卖义演等活动，为革命军筹集经费。

　　1911年12月，朱葆三应邀担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宁波商人周晋镳、傅筱庵、钱达三等任顾问，以“协筹共济”。不久朱又担任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董事长。当时革命党人财政十分困难，他们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支持北伐等，奔波联络，颇费苦心。

　　上海起义时，苏州各界闻讯后纷纷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惯于投机的程德全看出“军国之事，已无可为”，准备另做打算，但仍以缺乏军饷为借口进行要挟。上海革命党人协商后，决定由虞洽卿筹集款项100万两，两次赴苏州劝说程德全。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拿到巨款后的程德全即宣布江苏独立。但当时南京的清军仍据险顽抗，成为革命党人的一块心病。虞洽卿因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一起办过南洋劝业会有过交往，遂自告奋勇前往南京游说，结果被江南提督张勋“坚拒”。陈其美见劝降不成，乃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当时宁波商人积极支持这一军事行动。自南京返回上海的虞洽卿一面“暂借”联军10万元以充军需，一面与李平书、朱葆三等14人联名发表启事，劝募犒军物资。随后虞将募得的大批慰劳物品连同军械弹药，亲自押车，连夜送至南京前线，有力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经过江浙联军浴血奋战，终于在12月12日攻克南京，从而在当时的南北对峙中大大增强了南方的筹码，为革命形势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镇海桕墅方家和小港李家是宁波帮最具经济实力的家族财团。辛亥革命期间，这两大家族都有成员参与这场革命。上海起事前，方樵苓经虞洽卿介绍认识陈其美后，即对革命党人表示支持，不但自输巨款，又发起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与其侄方椒伯一起为民军劝募经费，成绩斐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摆脱临时政府财政窘境而发行公债，方樵苓和虞洽卿都积极购买巨额公债，以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