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香港为基地策划6次起义(3)
辛亥革命网 2011-10-09 00:00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刘秋伟 查看：
在香港，孙中山虽然受的是殖民教育，但爱国思想依然强烈。他在中央书院读书期间，爆发中法战争。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卖国，使孙中山非常气愤，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了改革现状的思想。而香港各阶层的反帝爱国斗争，更深深鼓舞着孙中山。他认为，这些斗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并且坚信“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
１８８６年，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后，前往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并结识了后来成为革命伙伴的郑士良。次年，他得悉香港西医书院的开办，认为该校的课程较完备，而且香港的言论较自由，方便鼓吹革命，于是他再次回到香港读书。
孙中山当年就读的中央书院校址歌赋街４４号，现仍然是一所学校，但校名已面目全非，叫圣公会基恩小学。
３ “四大寇”谈国事 杨衢云喋热血
百多年风雨，“史迹径”上的多处遗址，皆已湮没在大都市现代化建筑中，无不显示着沧桑世事与蹉跎岁月。遗迹老了，烙印旧了，这个城市却把普世的价值留给了后人。
一些上了年纪的阿伯阿婆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不断有学生、市民、游客与团体沿“史迹径”寻踪，追思百年辛亥，缅怀孙中山事迹，令人深感欣慰。
沿歌赋街东行数十米，便是歌赋街８号杨耀记旧址（第６站），当年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四个志同道合年轻人聚谈反清革命之所。
杨鹤龄是孙中山在家乡的童年好友，陈少白则与孙中山同就读于西医书院，尢列是杨鹤龄的同学，当时任职香港华人事务总注册司署。
由于孙中山与这３人同住香港，又志同道合，所以来往密切。他们４人常常聚在杨鹤龄祖业杨耀记商店，谈论天下大事和中国的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政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倡言革命。由于当时革命尚未开展，人们尚未觉醒，听到他们“高谈造反复满”，往往认为是大逆不道，故而把他们称为“四大寇”。他们４人也“居而不辞”。
后来，孙中山回顾当时倡言革命的情况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它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
这样，孙中山周围已聚集起一批具有反清革命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进一步活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广州抗风轩的集会，香港兴中会总部的成立，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发动，都是以这些人为骨干，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记者在歌赋街８号所见，当年的杨耀记小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小高楼，一楼是间小餐厅，而侧边则是门庭若市的大排档。据周围市民说，辛亥革命后，杨耀记已转售他人。１９８０年，原址改建为７层高的楼房，门牌也变成了２４号，这间店铺已换过无数个老板，店名也一改再改。
走街串巷，记者来到店铺林立的结志街５２号。粉红色墙根下，一个鲜红色的“史迹径”纪念牌上赫然写着：第７站：杨衢云被暗杀地点。如果不是这个标示牌提醒着人们，也许路人并不知道曾有一位革命先驱在此喋血！
杨衢云与谢缵泰同为创立辅仁文社始创人，也为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１９００年，革命党人在三洲田发动起义，杨衢云负责饷械接济，后起义失败，杨衢云坚持留港，于结志街５２号２楼设私塾专授英文，次年１月１０日，被清廷派凶手陈林刺杀于其授课书馆之中。
孙中山在日本收到杨衢云的死讯非常哀伤，写信给杨衢云好友谢缵泰表示哀悼，并在日本举行哀悼大会。
４ 百子里酿革命 兴中会闹起义
距结志街５２号数步之遥的是中环露天街市，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街市里，竟然隐藏着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百子里。
闹市中，一个矮小的门楣上写着“百子里”三个红字，沿狭窄石阶而上，是一栋陈旧的百子楼和一个正在修建的公园。公园边写着：辅仁文社。这便是“孙中山史迹径”的第８站。
据史载，１８８４年甲申中法越南战争后，国人渐知满清政府之不足恃及研究新学之必要，香港华人精英主张中国改革。以杨衢云及谢缵泰等人，于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３日在港岛百子里一号二楼发起组成辅仁文社。文社公开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私下则多谈论国事及改革问题。孙中山与部分社友交往频密，辅仁文社创社人曾加入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由于百子里的位置独特，既隐蔽又多出入口，因此成为当年策划革命行动的地点之一，可谓是辛亥革命摇篮。
从百子里出来，记者经鸭巴甸街荷里活道等街巷，来到士丹顿街１３号，这是香港兴中会总部（第１２站），它见证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