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西方画刊中的辛亥革命(2)

　　 画刊广受欧美读者欢迎

　　20世纪初的西方报刊里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品类，即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各种画刊。自从1842年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开创这一新的报道形式之后，在英国陆续有《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星期画报》（The Illustrated Weekly News）、《图画报》（The Graphic）、《星球报》（The Sphere）、《黑白画报》（Black & White）等画报问世；在欧洲大陆，有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小报》增刊（Le Petit Journal Supplément Illustré）、《画报》（L’ Illustrations）、《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求精报》（Excelsior）、比利时《爱国者画报》（Le Patriote Illustre）、意大利《意大利画报》（L'Illustrazione Italiana）、西班牙《艺术画报》（La Illustracion Artistica）等。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伦敦新闻画报》发行了美国版，同时还有《格利生画报》（Gleason's Pictorial）、《鲍洛画报》（Ballou's Pictorial）等本土报纸。

　　众多画刊共同的主旨，是以图画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图画的具体形式，从早期的木刻版画、石印版画到后来直接由照片转印，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各画刊各自不同的特色，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偏重和版面的安排上，如《伦敦新闻画报》偏好用整版的大幅图画来表现重要事件，或是用紧密排列的多幅图像来对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叙述；法国的《画报》则多采用图文混排的方式，以详细的文字报道为图片作注解。总体来说各种画报都尽力呈现丰富的视觉内容，为读者提供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因而很多画报都极具影响力，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活跃于中国政界的西方人

　　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方各层面交往的逐渐展开，使新闻业已有相当发展的西方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驻记者，或是聘用特约通讯员。长居中国的外国记者中有几位颇负盛名，如《泰晤士报》记者乔治·E·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1862-1920），《纽约先驱报》记者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大陆报》记者、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中文名丁乐梅），都因广泛参与中国事务或是对中国的细致研究而闻名。莫理循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力争获取当时情况下最有可能的外交协议；端纳曾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顾问，民国以后则先后出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战胜利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更多专注于本职工作的记者也努力拓宽他们在中国的视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入，越能抓住中国社会表征与内在的各种关键点。于是，在中国逐渐打开大门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对东方世界的猎奇心理稍稍淡化之后，对中国的政局、社会形态、工商业发展等方面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常见了。

图3：海外中国人阅读革命报道

　　1911年11月4日，英国The Graphic关于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的报道，标题为“年轻的中国如何接收到革命新闻，在莱姆豪斯的中国革命俱乐部内一景”。其中报道了英国革命俱乐部支持中国革命的年轻人在报纸上看到辛亥革命消息的情形。图为英国莱姆豪斯的中国革命俱乐部年青人收到革命消息时的水彩画。

　　西洋画刊大篇幅报道辛亥革命

　　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欧美及日本各大报刊都对局势的发展作了及时的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纽约时报》即刊登了《武昌爆发共和革命，共和国体有望成立》、《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持汉口前线》、《清国驻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等三篇通讯，并有标题为“清国革命旨在推翻满清三百年统治”的述评。此时电报、电话这些现代通讯技术已得到普遍使用，但据莫理循的讲述，当时驻华记者采集的新闻，经电报发回本国后，会交由专人写成通讯再作刊登，整个过程下来会导致一两天的延迟。对于各种画刊，由于照片的递送依然通过邮路，因而来自革命现场的画面最快也要在两三个星期以后才刊登出来。在此之前，关于武昌起义以及相关事件的报道，多配以早前的旧图，如孙中山的肖像、载沣与溥仪父子的合影、汉阳兵工厂及铁厂、新军的训练与装备，以及中国各地的风光民情等；另有一些根据文字叙述绘制的插图，用以描绘革命中的某个场景。到11月中旬以后，各大画刊都有来自中国的照片大量刊出，从武汉到南京、上海，再到帝国的中心北京，取自多种角度的图片从中国各地汇集起来，为这场革命提供了一幅日益完整的视觉图景。

　　中国革命广受认同

    　1911年10月到12月间的武汉，是全中国以及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的战斗，从10月下旬持续到11月底，一开始革命军占有些许优势，待清军的主力从北方开到之后，革命军逐渐退守。随着汉口、汉阳相继失陷，武汉战场上的共和革命可以说是陷入了困境。这期间各画刊对武汉地区战况的图文报道，除了被烧毁的城区和府衙、遭到破坏的铁路、逃难的民众这类常见的战争场景，对战斗双方两支军队的关注，从文字报道和照片的数量来看，显然是偏重于革命军一边。这种态度实际上可见于辛亥革命前后几乎所有西方报刊对中国局势的报道。革命军在成功占领武昌之后，于10月13日即给驻汉各领事馆分送了照会，承诺保护在汉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以避免招来外国的干涉。虽然战争真正爆发时，汉口的使馆区难以置身事外；尽管如此，革命军作出的外交宣示，仍使得各国将这次的革命与十一年前的庚子事变区分开来。随着局势的发展，驻汉各国领馆保持中立的态度日趋明确，擅于审时度势的各国媒体，自然能捕捉到官方那些即便不算正式的表态。因为相较于一个羸弱又孤傲、顶着数千年传统体制的重负而难以迈进的旧式中国，一个在思想和制度上与西方世界趋同的共和中国，更容易获得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