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孙文的嫌隙(3)
辛亥革命网 2011-12-02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洁 查看：
此次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
善后会议得到了张作霖与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们的支持。
不料，孙文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突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当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国共两党精英响应孙文号召，立即在北方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尤以首都闹得厉害，其中，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教授起了很大的作用。
众目睽睽，“善后会议”遭到了“国民会议”的抵制。同盟各方未及聚首，即产生了裂痕。
“两会”之争实为 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段氏不为所动，按既定方针办，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善后会议条例》。
11月13日，孙文偕夫人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庭、党内高层汪精卫等十多人转道香港北上。4天后，孙文一行所搭乘的日本邮轮抵达上海，段派皖籍内阁要员许世英前往迎接，并向孙出示了已获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孙文语焉不详。5天之后的11月21日，孙氏乘日轮“上海丸”离开上海，岂料，此轮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日本，全不顾北京方面已经等得心焦火燎！
在日本，孙文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晤面，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只称：“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却全然没提善后会议一事。
迟至12月4日，孙文一行才抵达天津港，在码头上，受到了老段、张作霖和冯玉祥三方派来的要员以及天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晚，孙文抱病拜访了设行营在天津的张作霖。翌日，孙文在病榻上与段执政的代表许世英相见。因病，孙文一行推迟了进京的日程。直到该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才姗姗抵京。
自11月13日离穗，到12月31日抵京，孙文在路上走了48天。
面对孙氏的公开反对，和革命党人发动的北方民众运动，执拗的段执政仍按原计划公布了他主持邀请的善后会议参加者名单。在166位与会代表中，孙文排名第一，以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大总统黎元洪和盟友张作霖、卢永祥与冯玉祥及参加政变的军头，再之后，才是各地督军（直系军人除外）、社会名流（包括北大青年教授胡适）、宗教领袖和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人数最多，许崇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李宗仁、黄绍竑、冯自由等粤方军政要员，均榜上有名，且为数实在不少。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
民国14年（1925年）元月1日，段执政发布大赦令，撤销了专门安置军界“老干部”的将军府，并正式邀请孙文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文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
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文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
……文（孙文自称，下同）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
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
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简言之，孙氏要善后会议加上他所要求的代表参加，而且，所有事项的最后决定权，要等到召开国民会议时再定。如果照这两点来办，孙氏将不再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不言而喻，孙氏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与完善，而是彻底颠覆。谁都知道，如按孙氏方案，则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换言之，国民党人才是国家事务的拍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