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孙文的嫌隙(3)
辛亥革命网 2011-12-02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洁 查看:
此次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
善后会议得到了张作霖与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们的支持。
不料,孙文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突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当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国共两党精英响应孙文号召,立即在北方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尤以首都闹得厉害,其中,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教授起了很大的作用。
众目睽睽,“善后会议”遭到了“国民会议”的抵制。同盟各方未及聚首,即产生了裂痕。
“两会”之争实为 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段氏不为所动,按既定方针办,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善后会议条例》。
11月13日,孙文偕夫人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庭、党内高层汪精卫等十多人转道香港北上。4天后,孙文一行所搭乘的日本邮轮抵达上海,段派皖籍内阁要员许世英前往迎接,并向孙出示了已获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孙文语焉不详。5天之后的11月21日,孙氏乘日轮“上海丸”离开上海,岂料,此轮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日本,全不顾北京方面已经等得心焦火燎!
在日本,孙文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晤面,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只称:“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却全然没提善后会议一事。
迟至12月4日,孙文一行才抵达天津港,在码头上,受到了老段、张作霖和冯玉祥三方派来的要员以及天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晚,孙文抱病拜访了设行营在天津的张作霖。翌日,孙文在病榻上与段执政的代表许世英相见。因病,孙文一行推迟了进京的日程。直到该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才姗姗抵京。
自11月13日离穗,到12月31日抵京,孙文在路上走了48天。
面对孙氏的公开反对,和革命党人发动的北方民众运动,执拗的段执政仍按原计划公布了他主持邀请的善后会议参加者名单。在166位与会代表中,孙文排名第一,以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大总统黎元洪和盟友张作霖、卢永祥与冯玉祥及参加政变的军头,再之后,才是各地督军(直系军人除外)、社会名流(包括北大青年教授胡适)、宗教领袖和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人数最多,许崇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李宗仁、黄绍竑、冯自由等粤方军政要员,均榜上有名,且为数实在不少。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
民国14年(1925年)元月1日,段执政发布大赦令,撤销了专门安置军界“老干部”的将军府,并正式邀请孙文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文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
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文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
……文(孙文自称,下同)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
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
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简言之,孙氏要善后会议加上他所要求的代表参加,而且,所有事项的最后决定权,要等到召开国民会议时再定。如果照这两点来办,孙氏将不再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不言而喻,孙氏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与完善,而是彻底颠覆。谁都知道,如按孙氏方案,则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换言之,国民党人才是国家事务的拍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