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宣传(2)
辛亥革命网 2011-12-16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7期 作者：裴艳 查看：
同盟会时期革命宣传的高涨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到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同盟会在菲律宾、越南、缅甸、暹罗（今泰国）、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帝汶、夏威夷、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新西兰和欧洲，共有总会、分会近80个，会员约3000余人。与革命组织纷纷建立这一热潮相呼应，华侨社会也进入了办报的全盛时代，革命侨报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1905—1911年，华侨创办以及华侨与革命党人合办的报刊有41种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新加坡的《中兴日报》、马来亚的《光华日报》、日本的《民报》、缅甸的《仰光新报》、美国的《少年中国晨报》等。
革命报刊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有效工具，但实际传播对象以“中等社会”和知识分子为主。为了将那些文化层次较低或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普通华侨纳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华侨革命党人还广泛建立了阅书报社，假托知识普及、文化普及之名，行革命思想传播之实。海外华侨建立的第一个书报社是1903年创立于新加坡的星洲书报社，通过陈列革命报刊、定期举行演讲会、谱写革命歌曲等多种形式宣传革命。星洲书报社的成功范例鼓舞了其他华侨革命党人也纷纷仿效，在各自的活动地域创办了书报社。比如，在新加坡，成立了开明书报社、公益书报社、同德书报社；在印度尼西亚，张煊、吴文波等人组织了雅加达书报社；在缅甸，有公开设置的觉民阅书报社；在美洲，旅居古巴的华侨陈孟瑜倡议设立了三民阅书报社。从分布地域来看，阅书报社以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地为多。
三大论战的时代
海外华侨在革命宣传过程中还与保皇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论战。
革命与保皇的思想论战始于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续刊载长文《积弱溯源论》，散布改良主义观点。革命党人章太炎在《国民报》第4期发表《正仇满说》予以驳斥，从而拉开了革命党与保皇党思想论争的序幕。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保皇立宪思想。1903年6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政见书》，黄世仲在《中国日报》发表《辨康有为政见书》，分别对康有为散布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等论调加以驳斥。1903年12月和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文，划清了革命党和保皇党的界限。
总体来看，同盟会成立前，两党之间的论争还是比较零星分散的，尚未出现系统而全面的辩驳。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两派的交锋呈现白热化，海外侨报也随之迎来了新闻战的高潮。这场大论战遍布全球，“当时亚、美、欧、澳等几大洲约有80多家华侨报刊先后卷入这场论战”，“笔枪墨炮，硝烟弥漫”。
双方的论战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进行：种族革命之论，“君主立宪”与“民权共和”，革命与内乱、瓜分之论。革命派认为清廷对内实行民族压迫、摧残人民，对外则投降卖国，要依靠这个政府抵制外国侵略、对内实行改革，已不可能。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推翻清政府，伸张民权，进而建立强国并抵御外侮。推翻清朝的革命是以建设为目的，它所要破坏的是不适宜于社会的东西，而所要建设的正是适宜于社会的东西，而且恰恰要通过革命才可杜绝瓜分之祸。
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海外的报刊大论战，持续数年之久。经过此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革命思想在华侨中得到广泛传播。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宣传的重要依靠力量，通过与保皇报纸的对峙和论战以及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澄清了保皇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区别，促进了华侨社会从改良向革命的觉醒，革命派力量获得空前发展，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