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杨鹤龄:发小、朋友与战友(2)

辛亥革命网 2011-07-15 00:00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刘黎平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有五四先贤说过,有革命的自由,也有不革命的自由,两个圈子的人可以保持一种真挚的友谊关系,哪怕昔日是革命圈内的战友,如今有一方已

  一起并肩作战     

  倾力资助孙中山革命

  革命需要钱,没有钱去哪里想办法?发小便是其中求助的途径。杨鹤龄首先把自己的家居“杨耀记”献给孙中山,作为接纳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总部”。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想在澳门行医开药店,其实是作为革命活动场所。还是杨鹤龄的七妹夫、澳门富豪吴节薇,在杨鹤龄的游说下,为孙中山做担保,贷款“二千大元七二兑重一千四百四十两正”。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杨鹤龄并没有参加武装革命,未曾亲手上阵与清廷战斗,但是他所做的比这个更重要,因为他为辛亥革命输入资金的血液,从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如果是刘邦,他便是萧何。杨鹤龄18岁那年,从祖父手里继承一大笔产业,但他没有用这笔产业来收租生财,而是把它们变成革命经费,先后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杨鹤龄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后,又有何求呢?他并没有因革命而富贵,辛亥革命以后,他所在澳门的住宅——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可见杨鹤龄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并非为了财权等个人利益。

  从战友变回成朋友

  孙、杨二人胸襟如清风明月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续革命,此时的杨鹤龄,已经定居澳门,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也缺乏历史记载,他淡出了革命。

  时间到了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第20天,孙中山给了这么一个批复给杨鹤龄:“此间现尚无事可办,先生故闭户著书,倘他日时机转,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据说,杨鹤龄在此期间向孙中山要官职。窃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杨鹤龄连万贯家财都可以泼洒出去不要,何以贪一介官职?此时的他,尚且租屋,生计之艰难可想而知,他向孙中山要的,可能是一个饭碗。

  孙先生真的无情乎?并非如此。他批复的这段话,其实不是批给杨鹤龄的,而是批给天下投机取巧之辈的:我连发小都无所照顾,遑论他人?

  孙先生真的忘了昔日发小和战友吗?也并非如此。就在1921年,孙先生任非常大总统,为了照顾生活困难的杨鹤龄,他聘用杨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给了杨鹤龄一个“澳门特务调查员”的头衔。不只是物质上照顾,在精神上,孙中山也没有忘记昔日情怀。尤其是1921年,孙中山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请杨鹤龄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朝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革命手足情谊。还在广州观音山置一宿舍,名为四君子堂,在当中畅谈数日。

  杨鹤龄先生怨孙先生吗?没有。1925年,孙中山逝世,杨鹤龄隐居澳门,不问时事,不多交往,每日仿写孙先生的墨迹,挂在家中的,是他仿写的“天下为公”、“博爱”。他没有因为个人待遇而有怨言,而是给予极高的评价:“逸仙贤于仲尼矣。”

  1934年,杨鹤龄病逝澳门,当时的国民党下了褒恤令,盛赞其性行高洁,倡导革命,厥功甚伟,功成不居,正是杨先生胸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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