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湖南绅士的败局(3)

辛亥革命网 2011-07-27 00:00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杨早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如果说四川独立是一场“袍哥革命”,陕西独立是一场乱哄哄的“袍哥造反”,湖南的独立,则是另一番模样。湖南绅权特重,不过单就辛亥年

  接着黄翼球与常治力劝余诚格出来主持大局,还以黎元洪为例说服他。余诚格总是推三阻四,末了说:“此事太重大了,各位请坐,休息休息,等我到里面和家父商量商量。”两位绅士及随同新军居然也就放余巡抚进去内堂。当然,余诚格立即从抚台衙门左侧的一个缺口逃了出去,逃到了湘江中的日本军舰上。

  当同盟会的焦达峰(长沙起义首领,光复后任湖南都督)等人进入抚台衙门时,巡防队的士兵不仅不阻拦,反而举枪行礼。他们走到后门,发现有人穿着补服,骑马仓皇而出,这时有巡防队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顿时一群新军、会党一拥而上,将之刺于马下。那人大叫:“我不是黄忠浩!我不是黄忠浩!”哪里有人听他,一径推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

  在绑缚推搡的过程中,就有人用拳击黄,有人打黄的耳光,还有人用刺刀在黄身上乱刺。这些根本不认识黄忠浩的士兵,何来那么大的仇恨?是公仇还是私怨?不得而知。黄忠浩被绑送到城楼上,已经只剩了半条命,再被砍下头颅,悬在城门上示众。

  据称谘议局本来已经内定推举黄忠浩为湖南光复后的新都督。可是,当谘议局、巡防军、新军、会党几方代表开会时,巡防军一名代表徐鸿斌突然提出“杀统领黄忠浩为交换条件,否则巡防队即不加入”,谘议局方面只好勉强答应。

  湖南军政府当天的布告里,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欢”之语。这可以算是事实,光复当日,整个长沙才死了四个人,都是清廷不肯投降的官吏。黄忠浩是其中位置最高者,其实他与余诚格一样,本可以不死而走。造化如此,从可能的湖南都督到悬于城楼的头颅,黄忠浩证明了湖南人的倔强。

  绅士靠边站

  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平定洪杨之后,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动手遣送。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回到湖南,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外有奥援,内结同党,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

  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地方上还算好,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军官,在凤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复,他是主事者之一。湘西光复后,“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一说统制)黄忠浩,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这一层,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

  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引发市民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一石,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余文,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

  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联—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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