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与炸弹(2)
辛亥革命网 2011-08-09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邱捷 查看：
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选锋”队员使用的武器是手枪和炸弹，烈士之一的喻培伦以善于制作和使用炸弹著称，起义时有些“选锋”队员就挂着一个装有炸弹的小竹筐冲锋作战，甚至有些党人只带炸弹而没有手枪。起义失败后，清朝军警在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搜获大批炸弹。有记者称：
革党所用炸弹共有四种：其一用生铁铸成，一罐比牛奶罐略大，内载炸药，面上杂以黄泥，中有铜管一条，内藏药引，罐面凿开一孔，用圆棉绳作引，突出罐面约二寸许，引端大逾白豆，稍触其端，立即爆炸，罐盖口用纱纸封固。其一用白洋铁罐，式样如上，闻系党人自制。其一圆式，大如茶盅。其一椭圆形，比榄核略小，每盒十二粒，闻此弹子名唤鱼雷弹，最为猛烈。另有一种炸药，掷于地上自能燃烧。（岭南半翁：《辛亥粤乱汇编》）
时人很少见过真正的炸弹，这位记者大概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对几种炸弹的描述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但这些描述可以反映出，这些规格不一的炸弹非常简陋，显然都是手工制造的。
自制炸弹原始且危险
要制作稍为精良的炸弹，设备、技术、经验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只有杨笃生、李应生、喻培伦这样的少数“专家”才会装配，多数革命党人装配的炸弹只是用今天仍可见到的“摔炮”的原理制造，利用投掷时的猛烈撞击引爆，刘思复装配的就是这种。这样的炸弹既不能保证投掷时一定爆炸，同时对使用者十分危险，受到稍大冲击或震动就会自爆。即使是吴樾那枚相对精密的炸弹，也在实施刺杀时，受偶然碰撞而提前爆炸。镇压黄花岗起义后，清朝军警把收缴的炸弹放置于督练公所的台阶下，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用脚轻轻拨弄其中一枚，立即就引起爆炸，吴本人双脚被炸残，旁边的兵丁5人被炸伤。
还有用更原始方法制造的炸弹。肇庆的革命党人就搜集牛奶罐等小铁罐做弹壳，用硫磺、火药、铁砂、玻璃碎等装入小罐，用一条引线接入罐内，用时点燃引线抛掷。这与中国传统的“火药煲”原理相同，只是重量较轻、更便于投掷而已。这样的炸弹杀伤力很有限。
制造炸药、装配炸弹是高度危险的工作，刘思复两度被炸受伤，就是典型事例。武汉地区革命党人制作炸弹也发生了事故。1911年10月初，湖北革命党人已决定当月11日起义，但在9日，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装配炸弹，由于抽烟引起炸药爆炸，孙武受伤，而俄租界巡抚闻讯赶来查抄了机关的物品，并转交给清朝官员，清朝官员下令搜捕革命党人，结果，革命党人不得不临时发动起义。孙武等人制造炸弹的事故成为武昌起义提前爆发的重要原因。
革命党的炸弹对清朝官吏造成巨大的心理威胁，广东官场自黄花岗起义后形成了炸弹恐惧症。有些民军甚至用假炸弹来吓唬官吏。
1911年11月10日，年仅16岁的同盟会员甘霖发动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民军，甘霖日后对这支民军的回忆是：
五百多人的枪械，说来也很滑稽。固然枪支是非常复杂，新旧合并不下三十余种。最可笑的，炸弹十之八是假的，而用牛奶罐、香烟罐藏些沙泥，外用白手巾包着，谁都不敢鄙视。真的假的，只有提着的人自己明白。（甘霖：《半个月的民军营长生活》，《越风半月刊》（杭州）第20期（1936年10月）。）
1911年11月，民军光复佛山时，多数并无武器，“也有少数人抬着一包东西，说是炸弹，也有人拎着用手帕扎起的腐乳罐或牛乳罐，叫人不要接近，说炸弹会爆炸”。（洪非：《辛亥民军光复佛山纪实》，第256～257页。）阳江的革命党人这样吓唬清朝督学的官员：“你们不可贪恋高官，甘做清廷走狗，如果敢干涉学生的革命工作，就奉送炸弹一颗给你们一尝！”1911年1月13日革命党人组成一支五六十人的民军，身佩写有“阳江革命敢死军先锋炸弹队”字样的白布号带，左手执毛巾紧包的假炸弹，右手执各种式样的枪支，另有四五十人也手持假炸弹，吓走了知县，但在向游击兼巡防营统领进攻时假炸弹败露，于是暂时失败，后经过一些曲折阳江才光复。（张崇阶：《辛亥阳江推翻清政权纪实》，第387～391页。）
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在反军阀的斗争中仍不时使用自制的炸弹。1915年8月，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在广州用炸弹行刺龙济光，同年11月，中华革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在上海用炸弹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都是记载于史书的重要事件。但在此后革命党人逐步减少和放弃了炸弹的使用，因为这种手工制作的炸弹实在太危险了。
（邱捷，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