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栗”：袁世凯操纵南北和谈
辛亥革命网 2011-08-12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引子
1911年，辛亥年。
这一年10月之前，袁世凯，杨度，宋教仁，都是“秦琼卖马，背字当头”。
袁世凯被勒令开缺，在安阳“隐居”，几年前还是疆臣领袖，现如今“被养病”，很倒霉；杨度也不走运，满腔热情回来搞宪政，结果宪没立成，自己的命都受到威胁；宋教仁更倒霉，搞了几次革命，无一成功，还被同志们污蔑为“叛徒”。
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革命了。
三个倒霉人一下子时来运转，先后踏入政治舞台，走到各自的人生顶点。
武昌首义是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史学界是有共识的，但不能光说历史必然性不说历史偶然性，武昌首义，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武昌首义之前，孙先生领导十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宣传了革命，扩大了影响，奠定了基础，这不容抹杀，但实事求是地说，武昌起义和孙先生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不然也不会出现此后的乱象丛生。就连孙中山也坦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有人说，孙先生和湖北当时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有一定关联。其实1910年同盟会出现内耗后，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成立了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流域革命工作。中部同盟会和同盟会大概相当于分家不分名分，而湖北的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中部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有的史料上说，文学社和共进会尊奉远在海外的孙先生为精神领袖，大概也就这点关系。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激流涌动，影响到了湖北。蒋翊武的文学社和孙武的共进会，决定趁势起义。蒋、孙等人派居正到上海，希望中部同盟会能来人主持大计，但没等来一个领导。
10月9日，武昌起义的计划被清廷发觉，武昌巡警开始全城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要么被抓，要么逃跑。
情急之下，新军士兵们觉得与其等死，不如奋起一搏。当晚，新军里一个正目官（班长）熊秉坤挺身而出，组织起义，但熊只是个班长，职务太低，只好带人持枪逼迫队官（连长）吴兆麟发难。
一个班长，一个连长，就这么干了。
武昌枪响，全城响应，首义成功。
武昌起义并非一次按部就班的暴动，仓促之间发难而成功，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已呈火山欲喷之状，但正因为其仓促，才让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
转战南京，宋教仁力主筹建中央
谈到武昌起义，人们会有一种遗憾：如果黄兴、宋教仁等亲赴武昌主持，而后必能控制鄂省，不至于后来大权被黎元洪掌握。
黄、宋等人为什么没去武昌呢？
根据《宋教仁传》记载：黄兴当时还在香港，谭人凤那个时候恰好生病住院。宋教仁接到居正的报告后，原准备动身，但突然接到在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的一封信，说湖北形势险恶，近期内不能发难，劝宋不要来。胡瑛是宋的好友，看信后，宋教仁踌躇不决，尽管谭人凤几次劝他，但宋教仁最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由迟迟未动。
武昌首义，三天之内就光复武汉三镇，这让宋教仁十分懊悔。尤其是革命政府大权旁落，让宋教仁决定采取措施亡羊补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