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栗”:袁世凯操纵南北和谈
辛亥革命网 2011-08-12 00:00 来源:大河报 作者:朱金中 查看:
引子
1911年,辛亥年。
这一年10月之前,袁世凯,杨度,宋教仁,都是“秦琼卖马,背字当头”。
袁世凯被勒令开缺,在安阳“隐居”,几年前还是疆臣领袖,现如今“被养病”,很倒霉;杨度也不走运,满腔热情回来搞宪政,结果宪没立成,自己的命都受到威胁;宋教仁更倒霉,搞了几次革命,无一成功,还被同志们污蔑为“叛徒”。
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革命了。
三个倒霉人一下子时来运转,先后踏入政治舞台,走到各自的人生顶点。
武昌首义是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史学界是有共识的,但不能光说历史必然性不说历史偶然性,武昌首义,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武昌首义之前,孙先生领导十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宣传了革命,扩大了影响,奠定了基础,这不容抹杀,但实事求是地说,武昌起义和孙先生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不然也不会出现此后的乱象丛生。就连孙中山也坦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有人说,孙先生和湖北当时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有一定关联。其实1910年同盟会出现内耗后,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成立了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流域革命工作。中部同盟会和同盟会大概相当于分家不分名分,而湖北的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中部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有的史料上说,文学社和共进会尊奉远在海外的孙先生为精神领袖,大概也就这点关系。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激流涌动,影响到了湖北。蒋翊武的文学社和孙武的共进会,决定趁势起义。蒋、孙等人派居正到上海,希望中部同盟会能来人主持大计,但没等来一个领导。
10月9日,武昌起义的计划被清廷发觉,武昌巡警开始全城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要么被抓,要么逃跑。
情急之下,新军士兵们觉得与其等死,不如奋起一搏。当晚,新军里一个正目官(班长)熊秉坤挺身而出,组织起义,但熊只是个班长,职务太低,只好带人持枪逼迫队官(连长)吴兆麟发难。
一个班长,一个连长,就这么干了。
武昌枪响,全城响应,首义成功。
武昌起义并非一次按部就班的暴动,仓促之间发难而成功,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已呈火山欲喷之状,但正因为其仓促,才让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
转战南京,宋教仁力主筹建中央
谈到武昌起义,人们会有一种遗憾:如果黄兴、宋教仁等亲赴武昌主持,而后必能控制鄂省,不至于后来大权被黎元洪掌握。
黄、宋等人为什么没去武昌呢?
根据《宋教仁传》记载:黄兴当时还在香港,谭人凤那个时候恰好生病住院。宋教仁接到居正的报告后,原准备动身,但突然接到在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的一封信,说湖北形势险恶,近期内不能发难,劝宋不要来。胡瑛是宋的好友,看信后,宋教仁踌躇不决,尽管谭人凤几次劝他,但宋教仁最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由迟迟未动。
武昌首义,三天之内就光复武汉三镇,这让宋教仁十分懊悔。尤其是革命政府大权旁落,让宋教仁决定采取措施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