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6)

辛亥革命网 2011-05-11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侯坤宏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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