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查看:
“当局者迷”
顾问,“看上去很美”
中国的事情,在1912年年初,似乎看起来已经结束了。皇帝退位,革命党人得到了共和,袁世凯也做了总统。1912年,对我个人来说,私事是,要正式确定与珍妮·罗宾小姐的关系。另一件事情,可能烦恼得多,是关于中国政府顾问这一角色。
毕竟我已经50岁了,滑膜炎使我的疾病复杂化。出乎意料的是,我招募的秘书珍妮·罗宾,我也越来越被她的女性魅力所倾倒。在1912年4月晴朗宜人的一天,当我和她在宽敞的城墙上散步时,我吐露了对她的爱慕之情。但我比她大27岁,她家里人是否同意?应珍妮的要求,我给她父亲写信求婚。
我曾接到蔡廷干的一封信,请我做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他在1912年8月2日证实了对我的任命。就在这段时间,我也接到了岳父同意这桩婚事的来信。8月19日,我回到了伦敦,四处游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为袁世凯处理“公共关系”,而且卓有成效。人们都对我的新职表示祝贺,陆军中将那德·波尔·卡鲁爵士等人,让我帮助找工作。还有很多人,想让我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许多人要求会面,也让我应接不暇。在英格兰南部的南克洛顿,我与珍妮完婚。第二天,我和她在早餐前漫步了14英里,在户外的池塘边吃了午饭。
圆满的婚姻、可观的薪水、世界性的声誉,似乎很令人陶醉。但我很快发现,与做《泰晤士报》记者相比,作为中国政府的参谋,我实际上是个摆设,能够做的事实在有限。北京的政客们,腐败、堕落,充斥着阴谋与谎言。没做多少事而享受高薪,并得到袁颁发的“二等嘉禾勋章”,我受之有愧。
在上海时,我曾经对澳大利亚人,《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说,你为什么不到革命政府任职?端纳说,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我知道,端纳是对的。
当时,有关贷款和租界,鸦片和铁路,西藏和蒙古等问题的争论无止无休。我为此殚精竭虑,提供了许多咨询文件。即使建议不被重视,我也照提不误。宋教仁被暗杀后,国务总理赵秉钧委任我和伍廷芳对宋案详尽调查具报。我此前对于中国政府七拼八凑的有关宋案的解释满腹狐疑,当即拒绝。
对于我推举的袁世凯,我看到了他以暗杀、恫吓和贿赂为政治武器。但是,我做中国政府顾问,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915年,我与好友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披露给《泰晤士报》,将日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我还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我这个顾问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文虚拟莫理循自述,参考了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北京的莫理循》、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中国的莫理循》等著作。
莫理循(1862-1920)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
墓碑
1920年1月,莫理循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西德茅斯的一片墓地中有一座墓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上面没有树立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病逝后,当地华人以绘画、讲座等形式纪念他。作家西里尔·珀尔为其撰写了传记《北京的莫理循》,中文译本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大街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中外皆知,据称是“中华第一街”。但在民国,它一度以“莫理循大街”在来华外国人中而闻名。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关于莫理循大街的由来,各方说法不一。一说袁世凯为了感谢莫理循力挺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于1915年12月20日将当时的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另一说是因为莫理循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俗称他的住宅所在街道为莫理循大街。总之,从1915年至1948年,这条街以此名存在,解放后才换回“王府井大街”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