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查看：
“当局者迷”
顾问，“看上去很美”
中国的事情，在1912年年初，似乎看起来已经结束了。皇帝退位，革命党人得到了共和，袁世凯也做了总统。1912年，对我个人来说，私事是，要正式确定与珍妮·罗宾小姐的关系。另一件事情，可能烦恼得多，是关于中国政府顾问这一角色。
毕竟我已经50岁了，滑膜炎使我的疾病复杂化。出乎意料的是，我招募的秘书珍妮·罗宾，我也越来越被她的女性魅力所倾倒。在1912年4月晴朗宜人的一天，当我和她在宽敞的城墙上散步时，我吐露了对她的爱慕之情。但我比她大27岁，她家里人是否同意？应珍妮的要求，我给她父亲写信求婚。
我曾接到蔡廷干的一封信，请我做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他在1912年8月2日证实了对我的任命。就在这段时间，我也接到了岳父同意这桩婚事的来信。8月19日，我回到了伦敦，四处游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为袁世凯处理“公共关系”，而且卓有成效。人们都对我的新职表示祝贺，陆军中将那德·波尔·卡鲁爵士等人，让我帮助找工作。还有很多人，想让我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许多人要求会面，也让我应接不暇。在英格兰南部的南克洛顿，我与珍妮完婚。第二天，我和她在早餐前漫步了14英里，在户外的池塘边吃了午饭。
圆满的婚姻、可观的薪水、世界性的声誉，似乎很令人陶醉。但我很快发现，与做《泰晤士报》记者相比，作为中国政府的参谋，我实际上是个摆设，能够做的事实在有限。北京的政客们，腐败、堕落，充斥着阴谋与谎言。没做多少事而享受高薪，并得到袁颁发的“二等嘉禾勋章”，我受之有愧。
在上海时，我曾经对澳大利亚人，《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说，你为什么不到革命政府任职？端纳说，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我知道，端纳是对的。
当时，有关贷款和租界，鸦片和铁路，西藏和蒙古等问题的争论无止无休。我为此殚精竭虑，提供了许多咨询文件。即使建议不被重视，我也照提不误。宋教仁被暗杀后，国务总理赵秉钧委任我和伍廷芳对宋案详尽调查具报。我此前对于中国政府七拼八凑的有关宋案的解释满腹狐疑，当即拒绝。
对于我推举的袁世凯，我看到了他以暗杀、恫吓和贿赂为政治武器。但是，我做中国政府顾问，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915年，我与好友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披露给《泰晤士报》，将日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我还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我这个顾问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文虚拟莫理循自述，参考了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北京的莫理循》、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中国的莫理循》等著作。
莫理循（1862－1920）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
墓碑
1920年1月，莫理循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西德茅斯的一片墓地中有一座墓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上面没有树立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病逝后，当地华人以绘画、讲座等形式纪念他。作家西里尔·珀尔为其撰写了传记《北京的莫理循》，中文译本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大街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中外皆知，据称是“中华第一街”。但在民国，它一度以“莫理循大街”在来华外国人中而闻名。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关于莫理循大街的由来，各方说法不一。一说袁世凯为了感谢莫理循力挺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于1915年12月20日将当时的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另一说是因为莫理循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俗称他的住宅所在街道为莫理循大街。总之，从1915年至1948年，这条街以此名存在，解放后才换回“王府井大街”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