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山西 喋血黎明(2)
辛亥革命网 2011-06-21 00:00 来源:三晋都市报 作者:平瑞方 查看:
这更加验证了局势的险恶,如果稍有不慎,那么太原的同盟会很有可能会被陆钟琦一网打尽。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身在局中的陆钟琦和阎锡山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军队。对陆钟琦来说,他最期盼的就是把新军这尊瘟神送走;而对阎锡山来说,是否能够把握新军至关重要。
30岁的张树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有表现,在温寿泉和黄国梁的回忆中,他是向第八十五标传达起义命令的人;而在阎锡山的回忆中,他具体负责发动第八十五标的下级官员起义。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值得一提的是,张树帜和阎锡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张树帜早年毕业于山西陆军测绘学堂,1908年由赵戴文介绍加入同盟会,因为赵戴文的关系,他认识了阎锡山。张树帜曾经在“交文惨案”中写匿名揭帖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照壁上,事发后被捕,坐了一年的劳,出狱后天下已经是风雨飘摇,他去了一趟陕西,据说他奉阎锡山之命去联系陕西同盟会和江湖组织哥老会,阎对黄国梁等人尚且心存疑虑,如此秘密的任务却独交给张树帜,可见他们当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在太原起义前后,他对阎锡山也显得格外忠诚。
陆钟琦的调军令非常紧急,他命令黄国梁务必率第一营于10月28日出发,黄国梁不得不带领标本部离开太原,在祁县等待一营。尽管黄留下了部队,但这带来了一个未知的变数,在太原的两标新军中,阎锡山掌管八十六标,在八十五标的当家人黄国梁离开后,留下官兵能不能举事、敢不敢造反便成了一个疑问。张树帜返晋后,局势已经间不容发,阎锡山就在起义的前夜把张树帜派到了八十五标。
阎锡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他甚至交代了具体的部署:如果八十五标起事,即以二营攻打巡抚衙门,一营两队攻打警署,两队攻打满洲城。他还提出,这支部队驻扎在城外的狄村,晚上入城不方便,应当在明日清晨进城。
尽管平日里同盟会员一直在军队里搞活动,但张树帜活动当天的情形表明,他们并没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当张树帜到达八十五标的时候,才发现平日想革命是一回事,真正地提着脑袋革命是另一回事。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大家伙只能靠争议解决问题。二营的杨彭龄极力主张军队南下后与哥老会联合起来反攻太原。张树帜却反对说这样势必“旷日持久,蹂躏乡民”,“曷若省垣人力枪械,俱臻至完备,成功较易”。他还列举了一条说,连印的抚宪警道搜捕越来越严密,坐失时机,一定会贻误大局。当他们出现分歧的时候,杨彭龄竟然“勃然而去”。“适有一营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张得魁、刘思、杨大胜、赵有福、霍玉清、刘殿英、郑文龙、赵福堂、李玉炳、申魁文、黄兴武、马学曾、李玉魁、田墨林,本营监学高冠南亦相继至”,他们都支持张树帜的意见,这样起义才最终决定下来。
谜一般的姚以价
姚以价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在一些人眼中,他才是太原起义的真正功臣,而阎锡山不过是掠人之美;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物。
1911年,他刚刚29岁,是黄国梁下面的一个营长(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黄国梁率部离开太原时,他留了下来,这种巧合正好把他推向了前台,这一点,恐怕是姚以价甚至是阎锡山都不曾想到的。
在阎锡山和张树帜策划八十五标起义的时候,他们充分运用了黑暗森林的法则,阎锡山的主张已经很明确了,那些军官们,如果他们愿意起义则罢,如果不愿意起义,只能杀之。而张树帜也正是这么做的,他让“王致嘉、曹永升并数正兵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从命。”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就告诉起义的士兵,“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中变。”接着,他派人告诉杨彭龄、王嗣昌:“一营准备已好,二营举动与否?”二营也群情激愤起来,起义已经如同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