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山西 喋血黎明(2)
辛亥革命网 2011-06-21 00:00 来源：三晋都市报 作者：平瑞方 查看：
这更加验证了局势的险恶，如果稍有不慎，那么太原的同盟会很有可能会被陆钟琦一网打尽。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身在局中的陆钟琦和阎锡山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军队。对陆钟琦来说，他最期盼的就是把新军这尊瘟神送走；而对阎锡山来说，是否能够把握新军至关重要。
30岁的张树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有表现，在温寿泉和黄国梁的回忆中，他是向第八十五标传达起义命令的人；而在阎锡山的回忆中，他具体负责发动第八十五标的下级官员起义。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值得一提的是，张树帜和阎锡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张树帜早年毕业于山西陆军测绘学堂，1908年由赵戴文介绍加入同盟会，因为赵戴文的关系，他认识了阎锡山。张树帜曾经在“交文惨案”中写匿名揭帖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照壁上，事发后被捕，坐了一年的劳，出狱后天下已经是风雨飘摇，他去了一趟陕西，据说他奉阎锡山之命去联系陕西同盟会和江湖组织哥老会，阎对黄国梁等人尚且心存疑虑，如此秘密的任务却独交给张树帜，可见他们当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在太原起义前后，他对阎锡山也显得格外忠诚。
陆钟琦的调军令非常紧急，他命令黄国梁务必率第一营于10月28日出发，黄国梁不得不带领标本部离开太原，在祁县等待一营。尽管黄留下了部队，但这带来了一个未知的变数，在太原的两标新军中，阎锡山掌管八十六标，在八十五标的当家人黄国梁离开后，留下官兵能不能举事、敢不敢造反便成了一个疑问。张树帜返晋后，局势已经间不容发，阎锡山就在起义的前夜把张树帜派到了八十五标。
阎锡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他甚至交代了具体的部署：如果八十五标起事，即以二营攻打巡抚衙门，一营两队攻打警署，两队攻打满洲城。他还提出，这支部队驻扎在城外的狄村，晚上入城不方便，应当在明日清晨进城。
尽管平日里同盟会员一直在军队里搞活动，但张树帜活动当天的情形表明，他们并没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当张树帜到达八十五标的时候，才发现平日想革命是一回事，真正地提着脑袋革命是另一回事。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大家伙只能靠争议解决问题。二营的杨彭龄极力主张军队南下后与哥老会联合起来反攻太原。张树帜却反对说这样势必“旷日持久，蹂躏乡民”，“曷若省垣人力枪械，俱臻至完备，成功较易”。他还列举了一条说，连印的抚宪警道搜捕越来越严密，坐失时机，一定会贻误大局。当他们出现分歧的时候，杨彭龄竟然“勃然而去”。“适有一营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张得魁、刘思、杨大胜、赵有福、霍玉清、刘殿英、郑文龙、赵福堂、李玉炳、申魁文、黄兴武、马学曾、李玉魁、田墨林，本营监学高冠南亦相继至”，他们都支持张树帜的意见，这样起义才最终决定下来。
谜一般的姚以价
姚以价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在一些人眼中，他才是太原起义的真正功臣，而阎锡山不过是掠人之美；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物。
1911年，他刚刚29岁，是黄国梁下面的一个营长（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黄国梁率部离开太原时，他留了下来，这种巧合正好把他推向了前台，这一点，恐怕是姚以价甚至是阎锡山都不曾想到的。
在阎锡山和张树帜策划八十五标起义的时候，他们充分运用了黑暗森林的法则，阎锡山的主张已经很明确了，那些军官们，如果他们愿意起义则罢，如果不愿意起义，只能杀之。而张树帜也正是这么做的，他让“王致嘉、曹永升并数正兵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从命。”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就告诉起义的士兵，“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中变。”接着，他派人告诉杨彭龄、王嗣昌：“一营准备已好，二营举动与否？”二营也群情激愤起来，起义已经如同箭在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