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汉川革命党人的战斗情谊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汉川就爆发了起义，傍晚就夺取了政权，起义获得胜利。它距十八星旗飘扬在武昌城头仅十多个小时。汉川起义的成功是汉川革命党人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长期从事艰苦革命活动的结果。他们紧紧追随孙中山先生，矢志不移，为了建立共和、民主的社会，他们不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革命奉献了一切。

　　光绪年间，汉川留学日本的青年达50多人，他们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多数人接受了孙中山反清的革命思想。1903年，留学日本的梁耀汉、黄警亚、邹幼云就参加了“义勇军铁血团”，产生了反清排满的思想。同盟会成立以后，1902年东渡日本的冯亚佛当年就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留学日本的向岩次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东渡日本的梁钟汉当年就加入同盟会。他们回国以后，组织革命团体，宣传反清思想，唤醒民众，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以后的“讨袁”、“护法”等革命斗争中，汉川志士坚定不移跟随孙中山先生，毫不动瑶。聆听孙先生的教诲。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祁国钧、江炳灵等人在东京葵桥拜见孙中山先生，坚决要求参加“中华革命党”。在那恶劣的形势下有这样坚定的同志，孙先生非常高兴，和他们畅谈革命的意义、前途，成为他们入党的主盟人。祁和江两同志又介绍张伟、黄绍白、黄同生等三十多位同志入了党，流亡日本的岑伟生、冯亚佛、向岩、梁钟汉等人先后加入“中华革命党”，他们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冯亚佛，1902年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攻读社会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以后，受孙先生指派，在当时的南洋一带宣传革命，组织、发展同盟会员。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时任府河税局经理的他偷偷将局内所存万余元拿出作为“讨袁”经费。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列入捕杀名单，他逃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又和孙先生战斗在一起，受孙先生委派再赴南洋，办理党务。1917年，孙中山担任海陆军大元帅，任命冯亚佛为元帅府参议、秘书。1922年冯亚佛奉孙先生之命令去福建运动军民，开展革命工作。

　　冯亚佛是最早参加同盟会的汉川人之一，孙先生指定他为自己的秘书是对他高度的信任，多次委派他担任重要的工作，对他极大的信任，亚佛也完成的非常出色。孙先生亲笔题“博爱”二字一幅横匾送给亚佛，表达对他的赞赏。

　　向岩，1905年东渡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兵学教官，利用职务之便与当时在四川的梁耀汉在新军中宣传革命，运动新军官兵准备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向在川南宣布起义。1913年任“讨袁”军第一军参谋长，失败后，逃亡日本，由孙先生主盟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1年，接孙先生专电赴粤，参加筹划北伐事宜。1923年，上书孙中山，对革命政权落入军阀之手深表惋惜，揭露军阀官僚误国误民的行为。1924年，奉孙先生之命令，以孙先生特使身份会晤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计划牵制北京军阀政府。1925年，向岩任国民军第三军游击司令。1927年4月宣布与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脱离关系。1939年上任汉川县长，在欢迎会上表示，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击日寇，组织抗日武装。

　　不难看出，向岩是孙先生信任的军人之一，有重大的战斗任务，就派他去完成，他是一位有谋略的军人，转战川、陕、甘、鄂、湘、豫多省，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牢记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教诲，坚定不移的走着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梁钟汉，1906年东渡日本，不久认识了黄兴，在黄兴的引荐下，在日本人头山满家中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在孙先生的主盟下加入了同盟会。钟汉填写“自传”时说我的字写的看不得，孙先生断然地说：“革命在志，而不在字”，填好自愿书举天盟誓后，孙先生和梁钟汉握手道贺。10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孙先生在东京召集钟汉等谈话，派梁钟汉回国，联络日知会同志响应起义。由于判徒告密，钟汉等九人被捕。在狱中梁钟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发展了岑伟生、张卿云、晏道刚、晏勋甫等三十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梁钟汉策划、参与了汉川起义。10月2日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公推钟汉为总司令。

　　1912年2月，湖北派专人赴川，迎接四川巡警总厅正司令官梁耀汉回鄂工作，耀汉是日知会的首领之一，在湖北很有威望。四川方面挽留无效，派兵护送，行至奉节江面，遭乱兵袭击，落水身亡，钟汉听到凶信，十分悲伤，像是大病一场。1912年4月，孙先生来到武昌，钟汉由人搀扶和孙先生会面。孙先生听到耀汉遇害，深感悲痛，安慰钟汉说：“梁耀汉为革命奋斗，不幸遇害，忠魂毅魄，永远长存。”叮嘱钟汉不要过于悲伤，为国家努力工作。钟汉听后顿感精神振奋，回汉川时也不要人搀扶了。恰逢孙先生身体也不适，钟汉引荐开设普卫医院的兄长为孙先生诊治，孙先生极为赞赏其兄的医术。亲书“诚仁医院”的匾额相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