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都旧事(2)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铁血网 作者：铁血网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11年5月，满清政府下令将川汉铁路商办权收归国有，把四川人民已经入股集资的川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四川人民的
四川的清政府各级政权在声势浩大的同志军大起义中迅速土崩瓦解，起义取得了胜利。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它标志着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结束。新都同志军复又控制了县城，并担负起维护地方治安之责。随后，新都、新繁两地各派代表出席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召开的各地同志军会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月，新都、新繁同志军奉大汉四川军政府令，改编为保安营驻防县境。3月，四川军政府派颜伯勒为宣慰使，率重兵来新都捕捉保安营首领苟荣山，强令解散保安营，地方治安由团务局负责，军政府派官吏继任知县。新繁保安营亦同时被解散，黄绍堂仍为新繁哥老会舵把子并任东区团总。新都、新繁被遣散的保安营官兵未得到妥善安置，任其流离失所，成为民国初年新都四乡匪祸的根源。
四川保路运动由开始的以“破路保路”为目标的和平请愿，很快发展到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目标的武装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敲响了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丧钟，大大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对四川由保路运动发展到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同志军大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在这次斗争中，新都人民也充分显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二、军阀统治下新都人民的苦难生活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前夜。这一时期，四川处在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势力的压迫之中，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盗匪蜂起，兵匪交织，军队拉夫，土匪拉肥，市井萧条，工商歇业，学校关门，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自1912年起，新都四乡土匪蜂起，白昼抢人，拉“肥猪”的事件时有发生。犹以广汉巨匪侯永成和新繁巨匪李麻子为害最烈。1914年，广汉巨匪侯永成率匪众洗劫军屯镇，不久又攻入新都城，缴了警备队的械，开监放囚，纵火焚毁县署、陕西馆、南街，全城被洗劫后拉“肥猪”而去。次年，侯匪又攻入新繁县城，大烧大掠，滥杀无辜。1916年10月8日，巨匪李麻子率匪众攻入新繁县城，纵火焚烧县署大堂及西街民房，尔后大掠而去。翌年3月29日，李匪又率匪众二三百人从东门攻入新繁县城，火烧征收局、监狱、典狱署和东街民房数十家。
1916年1月，新都县招安土匪为军成风，创全川之始。匪势如虎添翼，更加疯狂，肆无忌惮，搞得人心惶惶，民无宁日。同年2月以来，群匪围攻新都上、下东区，攻入县城，焚烧县署，饱掠而去。7月21日，上东区团练遭匪截击，失去快枪30余支，迫于匪势，团总怕遭匪害，一再辞职换人。知事杨林率队下乡捕匪，为匪所败，只身扑河而逃生。匪众遂逼近城外抢劫，火光彻天，人们谈匪色变。同年5月，北洋军退经新都离川，结队强拉民伕，毁门入室抢劫勒索民财，大索5日后离去。招抚军张达三部又入新都，强派饷款20000元，四乡积谷耗去大半。1920年11月，仅有一团人枪的靖川军第5路总指挥刘斌，为将队伍扩编成师，收纳、招安县内的哥老、土匪扩充实力。同时委任温直卿为县团练局长，将县团练编制成军，全部划归第5路军指挥。至此，兵匪胶漆，境无宁日。1917年10月，新都知事蔡文铨率队清乡至新场，被土匪包围，团队伤亡殆尽，知事仅以身免。随后，督军刘存厚闻讯派兵往剿，军队未到，四乡匪首已被城防司令部隐藏，军队清剿未获匪首，仅戮匪徒百余而归。
新都(含原新繁县)自建县以来，农业经济是全县的主要收入。民国防区割据时期，县内驻防部队，为扩充地盘，巩固实力，不断增兵添员，因而战祸连年不断，军饷和粮食需求大增，名目繁多的数十种赋税滚滚而来。粮食成了军阀们争夺的重要目标，他采取高额征收田赋，扩大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等手段横征暴敛。1914年，新繁县复照已革除的旗米标准，改头换面开征征解费，每正、副税银1元，收征解费1角。同时北洋军阀政府还发行国内公债，各县实行派购，仅新都一县即向各阶层派购公债大洋5000元。这些都不足以满足战争需要。1916年，新都驻军强令地方垫支军饷两万元，县内按田亩摊派，首开借垫之风。本年起至民国14年实行统筹止，新都县共垫支军饷344549元。1919年4月，四川实行驻防区域制，新都、新繁等13县划归靖国联军第1军第1师驻防。在防区内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以及制度的设置与废除等，均按防区长官发布的命令执行。非经防区长官认可，省或中央的法令均不得有效通行于防区内。1920年8月，防区驻军改借垫为预征。新都县开始预征次年正、副税。12月又征民国11年正、副粮税，副税近于正税的8倍，在副税中还要征收征解费，年征征解费近于正税额。以后年年预征，至民国18年已将民国30年的田赋预征，10年间征去20年的田赋。实征21年，共征正税112281元，副税876800元。新繁从民国13年(1924年)逐年预征到民国70年(1981年)，实征58年，共征正税262284元，副税1828160元。
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新都人民无法忍受，奋起反抗。1915年3月，新繁饥民四起“划米口袋”。1916年，“秦狗儿”率众造反，从斑竹园出发，经龙桥，在境内号召许多贫民参加队伍，攻入新繁县城，烧毁县衙，最终被军阀政府血腥镇压失败。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四川处在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势力的压迫之中，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新都地处川中腹地，是省会成都北大门的咽喉，境内有毗河、青白江天险和川陕大道，进可攻成都，退可凭险据守或退往川北。新都物产丰富，粮饷和兵员充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致使境内战祸不断。
1917年，靖川军总司令刘存厚在驱逐滇黔军的战争结束后，自恃北洋军阀势力，压制川军各系。川军第1、2、3军联合通电讨伐刘存厚，发起“驱刘之战”。1921年2月，刘存厚退到陕南，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联军向分驻新都、新繁、郫县的刘存厚旧部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部发起攻击。联军占领新都后，以第1、2两军夹击刘存厚系第21师孙震部，大战2日击溃孙震部。随后，双方又在新都至广汉一带的北大道上激战半月之久，孙震会合邓锡侯第三师向川北败走。战争中，县内人民饱受兵灾之害，“城内苦戴团之筹饷，城外苦军队之凶横”。人民惶恐，逃匿不暇。
1922年8月，第3军军长刘成勋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在改编川中部队时与第3师陈国栋、第7师邓锡侯的矛盾激化，于是爆发了“北道之战”。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帮助下，邓锡侯联络杨森在川旧部，于1923年初从川东向西占领新都和广汉，并沿毗河布防，同时准备配合陈国栋第三师等部围攻成都。刘成勋急调部队与邓、陈联军激战于毗河至唐家寺一线，使北大道交通断绝，商旅与行人绝迹，民房被焚，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大战7日后，刘成勋部败逃成都，邓、陈联军追至天回镇大湾与敌对峙。刘成勋一面与邓、陈联军言和，一面暗调3个师准备反击。3月1日，赖心辉指挥3个师的兵力，从斑竹园沿毗河至苟家滩一线全面反攻，在泥巴沱、毗河、二江沱、斑竹园一线与邓、陈联军激战数日，邓、陈联军战败退入川北。不久，邓、陈部又联络依附于北洋军的刘斌第10师和田颂尧的第21师等部再次向成都进攻，并首先以重兵围攻新都县城，不少房屋毁于战火，城内菜蔬供应断绝，人民叫苦不迭。4月初新都县城被刘斌第3师攻破，商家、民居被洗劫一空，“妇女受侮辱者不知凡几”。“北道之战”以邓、陈联军占领成都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