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间的孙中山(2)
辛亥革命网 2010-08-19 00:00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作者：凤凰网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辛亥革命，由武昌起义胜利开始，至“二次革命”（“赣宁之役”）失败而最后结束，中间以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划分为
孙中山为实现他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理想，一九一三年二月间他作为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考察。在日本，孙中山受到“国宾”规格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他在日本参观考察了许多工厂、铁路、学校，同日本政治家、企业家会谈。他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看到中国的未来。他计划着如何学习日本，并赶超日本、欧美。就在二月二十三日即将踏上天洋号海轮回国的时候，接到宋教仁被害的电报，他那振奋的面容立即变为悲痛。宋教仁被刺的枪声，把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
孙中山用自己的实践提供了一条深刻的教训:不能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企图不问政治，搞实业救国，是不可能使中国得救的。
三
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主流派与孙中山政见有所不同。宗教仁一贯主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责任内阁”，打算根据《临时约法》规定的约法实施后十个月内选举国会，制定宪法，来争取大选胜利，组织责任内阁，箝制野心家袁世凯，把他置于虽有总统尊荣而无实际权力的地位。黄远庸说他们迷信“法律万能”，的确他们是企图靠宪法、国会、责任内阁，以和平手段同袁世凯争夺政权(黄远庸:《远生遗著》第1卷，第6页。)。
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日渐右倾”是事实，无须为之辩解。但说他们是“同盟会右派”则是不正确的。以宋教仁为中心这一派，是改组后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中坚和主流，是同袁世凯假共和作斗争的主要力量。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取进，而不同意孙中山的退却；在经济上，他们不积极于“社会革命”，但和孙中山同样热衷于发展实业。孙中山对他们放弃《革命方略》不满，但当时孙中山也无法按《革命方略》实行革命的军事专政，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独立地把全国政权夺取在手。宋教仁与孙中山在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实业、巩固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
宋教仁为适应议会政治的需要，扩大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不是为了排斥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他的民生主义。根本目的在于联合中间党派，造成第一大党，争取国会的多数，以实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一九一二年八月成立的国民党，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妥协的产物，它包括领导人之间的互相妥协，急进派与中间派的互相妥协。由于降低政纲，改变领导体制、吸收大批官僚政客，“龙鱼杂处，真伪不分”，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实际是下降了。但是，怎样评价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国民党呢？是否可以把它简单地说成“堕落的产物”呢？
原来的革命党变成庞杂的议会政党，的确是一个大倒退，但这种倒退早已经开始了。从当时适应议会斗争的形势，为组成责任内阁，建立第一大党，同袁世凯争夺权力来说，又是一个前进，有它的进步性。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明确指出:“在中国国会的两院中，孙逸仙的拥护者国民党，……是民主派政党”(《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文稿》第2卷，第129—131页。)。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第一，无论国民党多么复杂，它是以孙中山、宋教仁等民主派为核心、为主干的；第二，无论国民党的主张多么温和，但它坚持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引向宪政的轨道；第三，无论国民党对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多么妥协，但它是抵制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唯一大党，而且准备通过大选把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在辞职临时总统后，曾“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陈其美:《致黄兴书》。)。孙袁北京会谈时，他也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正式大总统，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但是，国民党成立、孙袁会谈后，孙中山对组织大政党和建立责任内阁有了明朗的态度。他在上海一次讲演中指出:健全的政党是民国的基础，“必赖党争，始有进步”；“本党今既得占优势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有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讲话》；柏文蔚:《五十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关于责任内阁制，他说:“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度，有内阁制度之分。……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孙中山:《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讲演》。)。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说，两党政治、责任内阁等并不是他的一贯主张，但在国民党与袁世凯集团的实际斗争中，出于政治需要，孙中山与宋教仁取得了一致。所谓孙中山一贯反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反对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不愿就国民党理事长等等，他本人后来也这样说过，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不过是孙中山赴日本访问期间的事，时间不长，孙中山回国之前他就为中国民主宪政而献身了。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是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第一届国会的选举，一百零八门礼炮中正式诞生的国会，是当时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后来证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但在当时无论孙中山、宋教仁都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第一届国会成立前后，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一场民主宪政的教育和试验是有积极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55页。)
大选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它虽然是和平的，却包含激烈的夺权性质。孙中山、宋教仁等民生派，无不为大选胜利而欢欣鼓舞；袁世凯反动集团以及国民党的其他反对派，都为国民党的大胜而惊慌失措。梁启超哀叹:“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676页。)。袁世凯早就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民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国民党大选胜利，即将组织责任内阁，这对袁世凯是严重的挑战，实质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买办势力的和平夺权。北洋军阀集团面临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生死存亡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自然要由和平的转为武力的斗争。于是“宋案”发生了，赣宁之役爆发了。
“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发动的，他重新举起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李烈钧将军自传》第30页。)。这是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北洋军阀反革命暴力镇压的义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任何革命都不能一下子就取得最后胜利，往往第一次革命成功，至少要第二次革命胜利来巩固。可惜，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由于革命已经退潮，国民党的涣散瓦解，党员脱离领袖，阶级脱离政党，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武力进攻面前，惨遭失败。辛亥革命的成果尽失了，“二次革命”又是辛亥革命的终结。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何遂:《辛亥革命亲历记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496页。)这不也正是民国的缔造者竟在民国无立足之地的孙中山的心情么？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同反动派妥协，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振兴实业，促进近代化，结果不能不使“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