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军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筹建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各省相继光复或宣告独立，此时筹建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对于推进革命事业、消除内外忧患、巩固革命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浙江军政府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公开发出了这一倡议。11月11日，浙江军政府以都督汤寿潜的名义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以筹组中央政府。电文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体，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它日之模范”，因此，急宜仿美国独立战争时大陆会议的精神和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并提出由各省咨议局和军政府各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汤、程的倡议立即得到各省的响应，同月15日，先期到沪的苏、沪、闽代表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学术界常把汤、程此电看作是江浙立宪派、旧官僚企图操纵临时政府筹建权的表现，因此贬责浙江军政府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努力，这是有失公允的。暂且不论程德全发起筹建中央机关的动机，就汤寿潜而言，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为了统一内外政策，结束独立各省的纷乱局面。这已在前引电文中说得很清楚。在致云南及各省电中，汤寿潜又说今独立各省，“虽同激于义愤，而起事各不相谋，容或多立名目，头绪纷繁，此一都督，彼一司令……为久远计，不能不虑”，所以必须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他既在这类公开电文中如是说，也在给他人的信函中这样表白。如他在给黎元洪的信中，对“今日省自为制，纷蒘错乱”表示忧虑，指出应急速成立中央政府，统一内外政策。二是为了统一军事行动，彻底推翻清政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援鄂伐燕，俱不容缓，但得临时政府早日成立，庶可望谋定后伐，以靖余孽耳。”三是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瓜分。汤寿潜担心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更担心帝国主义乘此旧政府将倾、新政府未立之际瓜分中国，认为避免这种干涉、瓜分的切要之途就是迅速成立共和政府，并设法使列强承认，而这必须统一外交政策，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唯是新国初造，东西强邻，耽耽虎视……必先保治安，始可不生交涉。”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今旧者推翻，新未承认，吾曹遂为无国之民，临时政府能早承认（时临时政府尚在筹建中），则无国也有国，否则，千万进行皆水泡。”

　　建都地点和总统人选是筹建临时政府最重要的问题，浙江军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主张是与各省代表联合会一致的。

　　在11月11日的通电中，汤寿潜主张在沪召集临时会议机关，但并没有提临时政府设于何处。当他获悉武昌方面已与11月9日电邀各省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时政府后，即于11月16日召集参议员、各部首领等特开临时会议，“倡议亲赴武昌，会合各省筹联邦政府之组织，以定国基”，后经全体商议，决定改派张元济赴鄂。

　　11月20日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后，浙江派出汤尔和、陈时夏、陈仪等参加代表联合会参与中央政府的筹建工作。

　　11月20日，黎元洪以中央政府首脑的姿态通电各省，建议“先由各省先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聘请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国公使各请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初定”，并拟定临时政府暂设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7部的组织机构方案，提出除外交首长推伍廷芳外，“财政首长敝省拟举张謇”。浙督汤寿潜即复电赞同鄂方主张，并电举了各部首长，除外交推伍廷芳外，“内务程德全、教育章炳麟、财政张謇、交通詹天佑、军政黄兴、司法汪兆铭”。从中可以看出：（1）当时浙江是主张都鄂的，这与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的以“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一致；（2）汤寿潜在电文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临时政府总统人选，但黎元洪当时以中央政府首脑姿态电告各省的，汤既赞同黎电主张，其总统人选意向是明确的，这也与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的“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一致；（3）在汤所电举的各部长人选中，外交、财政这两部人选属附和鄂方建议，其他5部至少有三部的人选是革命党人。

　　南京光复的次日即12月3日，汤寿潜与陈其美、程德全及留沪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5日的《申报》、《时报》也说汤寿潜赞成都宁。以前汤寿潜等对这一都宁决定多有微词，认为是背着赴鄂代表和鄂军政府的一幕“滑稽戏”，似乎又有控制临时政府筹建权之嫌。其实，这一决定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武昌是首义之区，且起义爆发后成为全国革命政治军事中心，本是较好的建都地点，但11月27日汉阳沦陷后，武昌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威胁之下，而南京是六朝古都，东南第一重镇，南京光复，东南底定，南京已成为最理想的建都处所。事实上，赴鄂各省代表在获悉南京光复后也立即作出了“临时政府设南京”的决定。

　　12月4日，陈其美、程德全又与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次日复议以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对于此次选举，浙督汤寿潜先是反对，继则拂袖而回杭州。

　　汤寿潜反对由留沪代表选举正副元帅、反对举黄的主要原因是：（1）既有前约以赴鄂之代表议组临时政府事，留沪代表只作联络通讯机关，为鄂会后援，那么由留沪代表选举正副元帅，虽情有可原，即为“急求统一起见”，然“终似不正当之行为”，且“负去鄂之代表”；（2）既然各省代表联合会早已议决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那么再推黄兴为大元帅，则与“推黎之宗旨顿悖”，“盖恐负黎”，也失信于民；（3）作为首义之区的黎元洪督师武汉，抗击清军，苦支危局，使东南各省得以“暂安枕席”，其功业“于廿世纪亚洲光复史中首屈一指”，是比较合适的大元帅人选。

　　但与代表联合会中的多数代表一样，浙江军政府在获悉孙中山归国后，对临时总统人选的意向也发生了变化。孙中山抵香港的第二天，浙督汤寿潜就在致伍廷芳电中说：“袁先违约，唐非全权，浙曾有议和作罢之电，今若再与迁就，盖以示弱。中山既来，必有北伐之计。”这表达了他对南方与袁世凯议和的不满和对孙中山归国主持军政大计的愿望。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的当天，他又在给程德全的信中说：“中山到沪，情态何似是？此来能否有总统之资格？公路（即三国时袁术字，汤借指袁世凯——编注）逢此敌手，恐益坚其诱约进犯之志矣。”这里，汤寿潜虽然没有明确提以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人选，但显然已在考虑是否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会议主席，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汤尔和等受各省代表会特派，赴沪迎孙中山到南京就职。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浙江军政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