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侯

辛亥革命网 2015-03-09 10:31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鹿钟麟 查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应邀北上,发表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一九二四年,上海,北京等地的工人、学生和教职员等,相继发动反帝运动,发宣言,发通电,示威请愿,要求废除不平等约,群情激昂。而军阀曹锟、吴佩孚则坚持卖国主张。中山先生于是年九月,在广东发表讨伐曹吴宣言。是年十月,冯玉祥先生因受革命的影响,由滦平率军回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曹锟,吴佩孚也被撤职。我奉令入故宫,驱逐了溥仪。冯先生通电请中山先生北上。

  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应邀北上,发表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孙先生北上途中,过上海,英国《字林西报》主张禁止孙先生入租界;数千群众结队欢迎孙先生,法国巡捕出来阻止:美国《大陆报》主张把孙先生赶出上海。孙先生船到天津,帝国主义又不让孙先生上岸,经过学生们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才不敢再阻止下船。帝国主义因孙先生坚决反帝,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憎恨他,同时也 实在怕他,怕他讲他领导群众起来革命。

  孙先生到天津,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由北京派许世英到天津欢迎,孙先生严正地对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孙先生这时不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对依附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是怎样的嫉恶如仇了。

  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从长途电话中,知道孙先生由天津上车来北京了,我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可以会见久已敬佩的伟大人物了,忧的是如何将孙先生保护好。我到东车站一看,学生和教职员等欢迎的人已挤满了站台,我很担心秩序难以维持,对孙先生难尽保护之责,就驱车跑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先生在那里下车,免得发生意外。等孙先生坐的火车到了永定门车站,我立即上车,拜会孙先生。我首先看见孙先生躺在车中,面容憔悴,说明他的病已经是很重了,但是他头下枕着书,手中还拿着书看。他这种坚持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使我更增加了深切的敬佩。他很吃力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当我说明我想请孙先生就在永定门下车的意思之后,他不同意我的安排,他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了学生们为了民众而来的,请不必担心,学生们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根据他的意见,我即随车到东车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车进扬旗,学生们的秩序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孙先生和学生代表见了面,就到寓所去休息了。从这一件事情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先生一生是如何地热爱青年学生,热爱民众,也看到了当时的民众和青年学生是如何地爱戴和崇敬这位民主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由于段祺瑞召集了御用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同时召开,以与“善后会议”对抗。广东政府也开始了第一次东征,农民的革命热情很高。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不幸,就在这时,三月十二日,噩耗传出,孙先生在北京逝世了!

  当时,冯先生正在张家口,电话告诉我,令我负责帮助李烈钧、于右任等为孙先生办理丧事。追悼会要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但段祺瑞不答应,他怕学生们在市内示威请愿,指定到天坛去开。于右任为此和他拍了桌子,事情无法解决。李烈钧同我商议,我于晚间去见段祺瑞,费了许多唇舌,他才答应在中央公园开追悼会。我又用话激他,他无可奈何地又答应去吊唁孙先生。回来,我把结果告诉李烈钧,大家很满意。李烈钧还表示:“如果段祺瑞来吊唁,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他。”

  移灵时,当孙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往中央公园搬移时,沿途站满了学生和市民,大家都争着向前挤,都要摸一下或者抬一抬灵柩,表示最后亲近之意。

  追悼会那天,到的人非常多,每个人都怀着哀悼和崇敬的心情来参加,中央公园的空气是庄严静穆的。但段祺瑞到底自己没有来,只派了个代表来。李烈钧在灵前讲话时,大声喊道:“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是的,封建军阀跟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怕他,因为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丧权卖国的那种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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