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奋斗——救中国”

　　一九二四年冬，孙先生北上，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朝野上下宣传。他绕道经过日本、天津，然后抵达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深怕孙先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会恼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得罪了帝国主义，所以都认为孙先生过激。

　　孙先生在广州尚未北上之前，就不很健康。在不利于航行的冬天，又经过日本、天津，然后到达北京，身体更觉不支。到了十二月，他的病已经很重，医生都劝告他，假如再不摒除一切，切实休息，怕是很难治的。可是，孙先生是巴望我们中国人民快快得到解放、革命早早达到成功的人，怎么能够片刻把他的工作放开呢？于是他的病只有一天天的沉重下去了。

　　我记得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那天，仲恺对我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参与策划，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我对于孙先生的病本也着急得很，仲恺这这么一说，我就匆匆整装于四日北上了。到了上海，又接着电报，说是医生认为孙先生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我到达北京，即住进铁狮子胡同，先到那里侍病的，已有几十人。

　　北洋军阀段祺瑞那时正在北京，我们从广东来的这一些人到了北京，都是由他们接待的。他一方面对我们接待得很好，多方笼络，希望我们同情他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先派许世英见过孙先生，劝孙先生说话要和平一些，不要太过激烈，免得引起“列强交涉”。孙先生听了很气愤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那时孙先生的病更沉重了。我看孙夫人日夜地侍病，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孙先生尚在协和医院里医治，孙夫人也是住院陪伴着的，因为病总不见起色，后来张静江、李石曾等主张请中医诊治，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便迁回铁狮子胡同。可是服了中药，也并无多大效果。

　　当时大家因为孙先生病得很沉重，整日环侍左右，时时商议医治的办法，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所建立的国家。不过那时候孙先生的病总是一天天加重，服用药物很少有效。大家眼看着孙先生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了，将来怎么办呢？因此，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病势厉害，他点头答应了。记得是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和孙先生谈立遗嘱的事，到二十四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这三个遗嘱，在一月二十四日都已写好，本来 当天下午孙先生就要签字，但是将要签字的时候，孙先生听见孙夫人在隔壁房间很伤心，他为了安慰孙夫人和周围一同伤心难过的人们，便表示暂不签字。那时我们也就安慰孙先生说：“你是一下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孙先生因为立遗嘱伤感得很厉害，当夜就睡不着，病又加重了许多。后来，大家怕添了孙先生的病，再也没人敢提这件事了，只是每天每夜想法子怎样可以医治好孙先生的病。而他的病状，也有时好，有时坏，没有根本好转。

　　记得是三月十一日早晨八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 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霭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那时正是中午快要吃午饭的时候。为什么我那天那么着急呢 ？因为孙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 即使在孙先生未死之时，也有很多人公开反对，假若再不签了致苏联的遗嘱，以后国民党右派的人一定会更明目张胆来反对了。

　　三月十一日的下午，孙先生情形更不对了，他说话的能力又渐渐退减。但他看着我们，还很悲慨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汪精卫答他：“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汪精卫后来投降帝国主义主义，就是恰恰为敌人软化了。孙先生这一段话专门对汪了对汪精卫说，可见不是偶然的。

　　后来孙先生又喊我：“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咽哽舌僵，不能作声，但又象还要说什么。本来在平时，孙先生都是用日本话喊我“巴桑” 的（“桑”是日本话，即老太婆的意思，是日本人呼叫年纪稍大的女服务员时用的），当时我一听到他那样郑重地沉痛地叫我“廖仲恺夫人”，我就很伤心地掩泪和孙夫人一起走到孙先生的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先生一听我的话，就潸然握住我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俺我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弥留的时候，孙先生又支撑着精神挣扎地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在第二天早晨九点十分，这位革命领袖，便永远离开我们而长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