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宋疑云(4)

　　赵秉钧为何如此惶恐？尚小明认为，“杀宋”是不是袁世凯的意思，赵心中殊无把握。如果袁世凯真是幕后主使，势必会将他当成替罪羊。这也从侧面证明，赵秉钧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

　　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赵秉钧到沪出庭。赵秉钧以病假为由拒绝。后来，二次革命爆发，庭审也就不了了之。1914年2月26日，已经辞职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许多人认为，这正是袁世凯杀人灭口。

　　袁世凯是最大嫌疑人？

　　1913年4月13日，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的一副挽联格外显眼：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正如黄兴挽联所写，“宋案”发生后，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袁世凯就是“杀宋”的幕后主使。后来，袁世凯称帝，其形象被固定为窃国大盗之后，他杀宋教仁几乎成为了铁案。

　　但是近年来许多历史学家重新梳理史料后认为，杀死宋教仁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实际利益。

　　以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就要将袁世凯赶下台，所以袁世凯视宋为眼中钉，但事实上袁宋二人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当时的记者黄远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记载，当秘书报告袁世凯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尚小明告诉记者，与国民党内其他人相比，宋教仁确实属于温和派。宋教仁很支持袁世凯转正做正式大总统。被刺前一周他还对采访记者说：“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在上海尚贤堂演说时，他曾表示：“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

　　自民初以来，袁世凯一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既然宋教仁明确表示支持他，按说他也没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除宋。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问题，袁世凯也早已做好了部署。当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三党合并后，应能在国会中给袁世凯很大支持。分化国民党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如果能招安一些国民党议员，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支持率应该不低。可是，这些计划都因宋教仁的突然遇刺而中止了。甚至许多原本支持袁世凯的人，也因怀疑他与“宋案”有关，而对他退避三舍。可以说，宋教仁遇刺对袁世凯的影响相当负面。

　　退一万步讲，即便袁世凯真有心杀宋，也不会挑宋教仁即将北上的时候下手。因为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发电报催宋来京，商量召开国会的事儿。熟悉民初政治格局的人都知道，上海传统上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袁世凯若真有心杀宋教仁，等他到北京再下手，要方便得多。

　　后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录，袁世凯曾说，我如果真想杀宋教仁，有的是方法，何必在招他来京时动手。这不明显是授人以柄吗？傻瓜也不会做这种事儿。更何况孙文、黄兴、陈其美都反对我，我都不杀，独杀一个对我有利的宋教仁吗？

　　尚小明认为，袁世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宋一死反而会让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其主张，这一点袁世凯心中非常明白。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

　　那么，袁世凯在“宋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向应桂馨购买宋教仁的丑闻，袁世凯是知情的，但后来发展成“杀宋”，袁世凯显然蒙在鼓里。洪述祖打着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名义做出这些勾当，袁也是有口说不清。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既然袁世凯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那么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大胆地提出，此人正是宋教仁的党内同志陈其美。

　　在同盟会中，陈其美算是后起之秀，1908年他才被孙中山派回上海。但陈其美行事果决，做事非常大胆，当时就有“四捷”之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其美结交广泛，尤其与黑道中人过从甚密。前文已述，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极其密切。辛亥革命打响后，陈发动上海商团、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在上海响应，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为沪军都督。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其美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部长，江苏都督一职交给了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不过陈其美没有到北京上任，仍然滞留上海。上海还是他的势力范围。从破获“宋案”的过程可以看出，一直是国民党在主导整个破案过程。

　　前文提到，“宋案”发生两天，武士英和应桂馨就被捉拿归案，但举报人王阿发却在法庭上被应桂馨问得张口结舌，漏洞百出。张耀杰认为，王阿发是一个假线人。“如王阿发所述，他以前是保险经纪人，从没有做古董生意的经验。他说自己兜售的字画是东清铁路拓鲁生给他的，拓鲁生正是当天送宋教仁上火车的四人之一。这显然不能理解为是个巧合。应桂馨提到，王阿发找他时，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吴乃文是一个关键的神秘人物，他既是给王阿发写介绍信的人，也是现场指挥武士英杀人的人，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陈其美谍报科的一名三等科员。”张耀杰认为，吴乃文、陈玉生等人物色了失业兵痞武士英当凶手的同时，也选好了假线人王阿发。更可疑的是，案发后吴乃文、陈玉生等人虽都被抓到，但并没有上庭，也没有关于他们后续的任何报道。

　　那么应桂馨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张耀杰说，应桂馨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宋教仁被刺前一周，黄兴还令应桂馨经手将60万元公债中的50万元转给宋教仁做竞选经费，其余10万元则存到应名下。“这么密切的关系，怎么可能跟洪述祖见了几面就倒戈了呢？”张耀杰认为，陈其美、应桂馨利用洪述祖想招安帮会的契机与他搭上关系，并一步一步把洪引向杀宋的局中。“应桂馨没想到的是陈其美最后把他给抛出去了。”不过，二次革命以后，上海局势大乱，陈其美率军撤走前还是放了应一马，应趁乱越狱了。原本押在租界监狱的武士英后来被引渡给中方，关押在江苏海运局，由六十一团看押。可是，仅仅两天后，武士英就死在狱中。张耀杰认为，武士英的死，陈其美也难逃干系。

　　同为革命同志，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张耀杰认为，宋教仁主张与北方的袁世凯合作搞议会政治，国民党中许多激进派是反对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陈其美。在陈其美等人看来，唯有武力推翻袁世凯，才算真正的革命成功。因此，在宋教仁北上时，他暗下杀手，并嫁祸给袁世凯，从而找到继续革命的口实。事实证明，1913年7月他们便发动了二次革命。

　　其实，自宋教仁遇害后，就一直有人指认陈其美是幕后黑手。时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袁克文在《辛丙秘苑》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宋教仁即将北上时，在饯行宴会上陈其美问他如何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应桂馨听后大骂说：“你这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还掏出了手枪。宋教仁面无惧色说：“死无惧，志不可夺。”一场聚会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在尚小明看来，作为利益关系方，袁克文为乃父开脱，他的说法并不足信。“说陈其美杀了宋教仁，证据不足。”

　　在尚小明的解释中，陈其美、应桂馨等人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尚小明说，陈其美光复上海，帮会势力绝对是他倚重的对象之一。但帮会成员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袁世凯都致力于剿灭帮会。应桂馨为首的帮会在革命中出钱出力支持革命党，革命成功后自然希望得到回报。当唐绍仪内阁任命陈其美做工商部部长时，应桂馨等人曾经提出要跟陈其美到北京去做官。可陈其美认为他们不够格，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继续学习。应桂馨大有被卸磨杀驴之感，因此记恨上了陈其美。应桂馨与陈其美的最大差别是，陈其美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应桂馨没有。因此，他在陈其美处得不到好处后，马上转投袁世凯。此时，正好碰上洪述祖奉命到南方剿灭帮会。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应桂馨就这样被洪述祖招安了。

　　既然袁世凯和陈其美都不是“宋案”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是“刺宋案”的唯一主谋。

　　在应与洪的往来电函中，3月13日应桂馨曾写道：“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事端……”这句话历来被认为是从“毁宋名誉”升级为“伤宋性命”的标志性转变。也就是说，“杀宋”最初的动议是应桂馨提出的。但尚小明指出，其实早在3月6日，洪述祖就在电报中暗示对宋教仁采取激烈行动。电报原文这样写道：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 (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件，并如何决议办法 (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观川启。

　　三月六日

　　尚小明解释，这封电报之前，洪述祖一直在催促应桂馨快将构陷“孙黄宋”的黑材料寄过来。这封信中除了催促，他还举了一个“除邓”的例子。1912年，邓家彦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经常鼓吹共和。后来，他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洪述祖举邓家彦为例，是要告诉应桂馨如何才能从北京政府那里骗到钱。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的报章先邮寄过来，并提“除邓”的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他的死讯，这样才好领款。后面洪述祖又向应提出一个办法，即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那么应就可以乘机下手。怎样下手呢？他又举了邓的例子。既然前文说到要邓的死讯，如何对付下手，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封电报可以看作洪述祖对于应桂馨隐晦的暗示，此后一周应桂馨似有所悟，开始着手安排“刺宋”，并在3月13日明确提出“去宋”。因此，尚小明认为率先提出杀宋教仁的是洪述祖。

　　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宋教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知道袁世凯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其为“党同伐异”、“一室操戈”。为了迎合袁世凯，他自作主张地走了这步险棋。洪述祖这样的前清官吏与袁世凯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袁世凯失势，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因此，洪述祖杀宋既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披了一张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尚小明认为，这也可以看作是辛亥鼎革以来官僚党与革命党激烈争斗的一个反映。

　　应桂馨越狱后，不知死活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讨赏，结果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在往来京津的列车上。1914年，辞职后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1916年，陈其美被张宗昌派来的刺客暗杀。同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中病逝。

　　而刺宋案的始作俑者洪述祖，反而活得最长。应桂馨被捕后，他就立刻躲进青岛的租界中，从此隐姓埋名不敢露面。直到1917年，与“宋案”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他以为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于是到上海做买卖，谁知竟然在上海街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抓了个正着。后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经过一年的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当时，民国废除斩首实行绞刑，为此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洪述祖就成了民国第一个被实行绞刑的人。

　　至此，与“宋案”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但是“宋案”留下的诸多未解之谜，至今仍笼罩在疑云之中。